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
令人难以想象的发展速度，社会变革中暗涌的种种弊病，让坐在全球焦点席位上的中国备受瞩目。许多人都在用数字、用影像、用文学计算着这样的命题：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吗？与此同时，对中国模式的探讨逐渐成为一个热门的“潜力贴”。
《财经时报》2006年3月3日文章，原题为《中国要变革发展模式》
中国政府主导、出口和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不利于形成和谐的社会关系、加剧贸易摩擦，最终可能导致经济增长下滑。应加大支农投入、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同时将政府控制的财产分配给国民，为消费主导型发展模式奠定基础中国经济正面临内外两重困境：内部的贫富不均导致社会关系难以和谐；对外贸易的发展则带来日益升温的贸易摩擦。内外双重困境的显现，表明政府主导、出口与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可能不再适合未来的中国。中国最好是在这些紧张关系触发经济衰退之前转变其发展模式。
调整发展模式
在中国的发展模式之下，资源主要掌握在政府以及具有政府背景的企业手里。这导致消费不足、财富和收入过于集中、贸易顺差日益增加，以及资产泡沫频繁，所有这些现象都会对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危害。
这种模式带来了相当程度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人们逐渐认识到，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的现象不是公平性竞争所带来的，而是由权力干预市场引起的；这种认识引发了一些社会事件，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未来几年可能会因此受到影响。
中国的就业增长过于依赖贸易，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摩擦越来越多。由于产能过剩引发投资减缓，2006年和2007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可能会急剧上升。中国与贸易伙伴间的关系可能更为紧张。
如果中国发展模式的内部矛盾继续升级，可能会触发中国难以承受的经济衰退。为了防止潜在的经济衰退、保持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中国亟需对现有发展模式做出调整。最关键的调整是，把政府手里的经济资源转移到普通国民手中。
加紧改革步伐
中国近年改革的步伐有点缓慢。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合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的贸易顺差越来越大，而外资仍然在出口生产上享受政策优惠。在国内市场，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为内地企业带来不公平竞争。中国经历了25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但仍然缺乏具有竞争力的内地企业，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这种政策取向所致。这种早已过时的政策，中国为何还要让它继续下去呢？
我认为，中国应该在2006年的全国人大会上审议通过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率的法案。中国应该将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率统一在22-25%的范围内，取代目前外资企业15%、内地企业30%的所得税率。
另一个问题是农业改革。中国政府致力于提高农业生产力。这个愿望是良好的，但在我看来提高农业生产力无益于问题的真正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很简单，就是农业人口太多而土地太少。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并不能改变农民贫穷的现状。它只会使农产品价格降低，从而将农业生产力提高的效益转移到城市。
要让农村保持稳定，必须加大支农资金投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展开，农业人口逐渐下降，支农资金也可以逐步减少。中国政府称，2005年国家的支农投入为3000亿元，占GDP的1.6%。这个数字看起来很大。但是中国还可以大幅增加农业投入。中国目前的经常账户盈余约为GDP的5%。为何中国可以将这么多钱送到国外，而农民却如此困窘呢？我认为中国可以而且应该在2010年之前将支农资金提高到1万亿元(约占2010年GDP的3%)。
用利息税和财产税支援农业
我认为中国可以通过两种税收途径来支付支农财政债券的利息。政府、企业和普通家庭的存款达27万亿元。这些存款的利息收入可能达到4050亿元。按20%的税率对这些利息收入征税，可以获得810亿元的税收收入。
对利息收入征收20%的税，是中国几年前为鼓励消费采取的措施。这个税种的确没有促进消费，它只不过使投机更甚。对于这个税种，政府应该要么废止它，要么就将它的收入用于支持农业。考虑到农村面临的稳定性压力，我认为政府最好是选择后者。
中国能够而且应该按0.5-1%的税率逐步征收财产税，用来支付支农财政债券的利息。中国普通家庭的财产总额可能接近GDP总值——只要征收0.5%的财产税，就可以获得900亿元的税收。
这两部分税收加起来约为1700亿元，它足以支撑国家以4%的利息发行4.2万亿元支农财政债券。通过发行这种债券，中国的过剩储蓄将不再转化为贸易顺差，而是转化为来自农村的内需。这个政策可以同时解决中国的两个最大的问题：使农村更加稳定，并减少贸易摩擦。
提高最低工资水平
提高最低工资水平是让中国转向消费主导型经济的另一步关键举措。中国的劳动力在被纳入全球经济体系的过程中遇到一些摩擦，这使得劳动力过剩的问题无法通过降低工资的途径来解决。
在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下维持一个合理的最低工资水平，对所有人都有好处。当工资降到接近零的水平，现金流向社会中的一小部分人，就会出现供给过剩、通货紧缩、资金流动性过剩以及资产泡沫。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可以增加消费、稳定经济。
就沿海地区而言，我认为中国应该在2010年之前实现2000元/月的最低工资水平目标，这大概是当前通行的最低工资水平的三倍。领取最低工资的工人大多数是农民工。这些农民工将打工赚来的钱寄回老家，我认为这是中国农村至今保持稳定的最重要的原因。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应该是稳定农村、促进消费的战略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把国家财产分给国民
最后，中国还应该将政府掌控的财产分配给国民，从而为大众消费主导型经济创造基础。没有财富基础，消费只能是疲弱的。二十年前，中国普通家庭基本上没有任何财产，因为一切归政府所有。到现在，尽管家庭财产总额已经增长到GDP的两倍，但是大部分财产只属于其中很小一部分人。
波士顿咨询公司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0.6%的家庭，拥有着私有财产总量的60%。针对收入和财产所做的其他所有研究都表明，中国人没有足够的财力基础来支撑一个消费主导型增长模式。我认为对这个问题进行补救的钥匙，掌握在中国政府手里。
中央和地方政府拥有大量国有企业、土地以及矿产资源。这些资产的总价值分摊到国民身上，可能达到15000元/人。如果政府把这些财产均分给国民，将带来十年甚至更长的消费型繁荣。
而且，这个举措可以加快城市化进程。这笔钱可以使大量农民买得起城市房产，从而成为正式的城市居民，而不是居住在建筑工地宿舍的没有着落的农民工。
中国面临的挑战很严重，但是并非无法解决。通过适当的政策调整，中国应该可以战胜需求不足、农民低收入、收入分配不均以及和贸易伙伴摩擦加剧等方面的挑战。（作者：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
谢国忠 编辑：王晶 来源：财经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