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国力论、唯意志论必须摒弃

大国意味着拥有强大的力量。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在谈论大国崛起的时候，最容易陷入的误区也在这里。有很多人认为崛起就是力量的不断增加。但是，即使我们接受国家是力量容器的观点，也还是要注意那个“木桶原理”：木桶是由最短的那块木板决定的。1815年至1914年的一百年间，俄国经济总量与英国相近，俄国军事力量与英国相近，俄国国土面积远大于英国，总之，这是两个差不多大的木桶。但是，英国在这一百年间一直是世界大国(霸国)，俄国却只能算是地区大国。在克里米亚战争(同英国)和同日本的战争中都失败了。原因何在?我想其中之一就是俄国的“制度短板”，用列宁的话说，沙皇俄国是各民族的监狱。

因此，当我们谈论自己的力量的时候，需要消除综合国力的幻觉。人们习惯从综合的角度对大国作出界定。一个通常的做法是制定一套衡量综合国力的办法。但是，这些办法得出的结论，只具有参考价值。原因是不同领域的要素，如何能综合起来?综合起来的国家权力要素存在的结构差异，如何衡量?还有，目标或方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它决定着力量朝着什么方向综合，目标或方向如何被计算呢?事实上，一个国家的内部、外部环境一直处在变动之中，这些变动一般还是悄然进行的，当人们明显地意识到这些变动并被计算的时候，就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样子了，所以一般的计算都带有“刻舟求剑”的味道。

综合国力论所掩盖的，是力量在结构上的不均衡和在质量上的不同质。这种不均衡和不同质无法通过综合而消除，反而被综合所掩饰起来了。诉诸历史可知，不均衡和不同质造成的问题，往往比综合起来看的总体力量更为关键。

中国的社会结构近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力量在这些社会结构中的分布是不均衡的。这些不均衡集中反映在前述四个方面的基础性领域。因此，需要在均衡的、和谐的发展观指导下，解决这些问题。

谈论大国时容易陷入的第二个误区，是认为成为世界性大国意味着自己的意志从此就可以得到伸张。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和危险的。越强大的国家，越需要节制。世界性大国意味着解决世界性问题，因此需要世界性的合作。看一看历史便知道，那些只是一味伸张自己意志的国家，动辄用暴力手段贯彻自己意志的的国家，都是不能持续的。一个大国，只有自我节制并为体系提供公益，才可以存在。没有一个国家，即使这个国家最为强大，也抗不住大多数国家的联合抵制。

从地理政治的角度来看，中国是一个陆海兼具、大国环绕的国家，而且，四周分布着几个地缘政治意义上的“破碎地带”，比如中亚、东南亚和朝鲜半岛等。这为中国和平发展制造了地理难题。

在这种形势下，如何避免形成围堵中国的联盟，就成为我们的重要任务。在这里，借鉴俾斯麦为1871年之后的德国设计的外交是有意义的。

作为新兴的大国，德国一直为被周围大国联合遏制的“联盟梦魇”所困扰。俾斯麦为德国设计的大战略是，营造一种“除法国之外的所有大国都需要我们的整体政治环境，并利用它们在相互关系中存在的矛盾，防止它们形成反对我们的联盟”。他构建的复杂网络，不是为了聚敛权力，而是为了削弱权力，为了使别的国家不把德国视作威胁。

邓小平在20世纪90年代初为中国设计了“不当头”的战略。当时，“不当头”是针对社会主义阵营的。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不当头”获得了新的含义。即“不当头”就是与所有国家建立起平等的伙伴关系，不与个别国家建立针对第三方的所谓轴心关系，维持现状，稳在亚洲。

近年来，中国几乎与所有国家都缓和了关系。中国与“衰落外交”时期侵略过中国的国家、“革命外交”时期与中国为敌的国家，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有的还成了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

如何处理同美国和日本的关系，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上显得特别重要。在中国快速发展的同时，日本加快了摆脱战后体系约束的步伐，美国则强化了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因此，这两个国家构成了中国崛起外交的难题。在未来若干年里，对中国崛起外交最大的挑战，将是美日同盟，该同盟最近有针对中国进行调整的趋势。美日同盟中，美国更为关键一些。

有一段时间，中国公开表示，对美外交是“重中之重”。这个说法后来不再被提及。实际上，这样表述，并无不妥。美国是当今与中国利益联系最为密切的国家，无论是战略上还是经济、军事、文化和人员流动上，都是如此。处理好对美关系，是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核心任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