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中国在线消息：一边是公司业绩不断下滑，一边是高管大幅加薪。统计数字显示，沪深两市已公布年报的160家上市公司中72家公司出现业绩下滑，但其中近40家公司高管却获得了加薪。部分业绩恶化的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上涨幅度更是让人咋舌，如三安光电业绩下滑85.07%，但高管薪酬却增加517%。更值得一提的是，13家房地产上市公司中，多数高管薪酬都明显增长，部分增幅超过100％，其中华发股份高管薪酬总额更是2007年的4倍多。
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现实压力，“共度时艰”已成共识，但上市公司大量高管继续以谋私利为上，令人遗憾。
如果放任市场机制的作用，社会经济利益的分配往往会出现畸形化的特征，也就是“强者愈强、富者愈富”。因为强势经济利益阶层拥有强大的干预分配、呼吁政策照顾的能力，而弱势经济群体缺失社会话语权，由此导致利益分配向前者倾斜。大量上市公司出现“穷庙富方丈”问题就是这一“马太效应”在资本市场中的典型例证。
上市公司较之于私人公司，在股权融资结构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分散化的股权结构却弱化了所有者权利，强化了管理者的地位。更有甚者，一些上市公司管理者同时兼任股东代表，甚至本身就是公司创始人，因此对公司权益分配的把控能力要远远超越股东的约束能力。之前中国平安马明哲敢于拿到6000万元的天价年薪，就是一个典型。高管的企业掌控力还不仅在企业内部，同时也在于强势企业巨大的政策引导能量。房地产行业是典型的资金密集型行业，对资金投入的依赖性更大，而在经济大势衰退、市场成交不旺的背景下，很多房地产企业的资金链条几近崩裂。上市公司年报把房地产企业的真实情况推上了前台：既然企业资金已然匮乏到了极点，企业效益衰落严重，为何高管依然红包大大？奖励资金究竟从何而来？房地产企业到底缺不缺钱？推而论之，房地产企业的暴利是否依旧，相关产业是否需要政策扶持等等，都值得调控部门进行深入的再研究。
正所谓全球同此凉热，美国政府的救市资金就一度被华尔街高管用来给自己发薪水，国内企业有否借政策利好谋私利的行为？因此，如果无法有效遏制强势企业高管行为，调控部门所出台的各项扶持政策利好，都有可能会转落到私人高管的腰包。对此，理应在制度上进行事前防范。
约束高管薪酬过高问题是世界性难题，但这并不妨碍中国上市公司制度创新的改革尝试。其实，对高管大手笔给自己发钱，股东们、特别是边缘化的中小股东并非没有异议，只因股权比例过小，无法透过既有的投票程序表达反对意见，这正是上市公司高管敢于滥发薪酬的制度漏洞所在。因此，制度重建的突破点也在于此。
为保证中小股东的利益表达权利，监管部门曾经引入过类别股东表达机制。对股东根据类别不同进行划分，分别在各自类别下就企业重大事项进行投票，并分别拥有一票否决权。这一制度是当初推动股改成功启动的关键因素。高管薪酬过高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引入类别股东表决机制在事前予以约束，让中小股东拥有了直接的话语权和否定权，就能够彻底避免“穷庙富方丈”问题的出现，也能够消除财政救济性资金流入私人高管腰包的隐患，可谓是一劳而永逸。
（编辑： 霍默静 来源：新华网 作者 马红漫 财经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