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消息：英文《中国日报》9月14日言论版文章：北非、中东目前的革命可以认为是二战后阿拉伯国家复兴的第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发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民主革命如1952年由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领导的埃及革命，推翻了西方支持的君主制。第二次浪潮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受到“再伊斯兰化”先驱哲马鲁.丁.阿富汗尼（Jamal-al-Din Afghani）的启发，很多阿拉伯政治家从宗教中寻求帮助。基地组织和奥萨马.本.拉登可以说是第二次浪潮所产生的副作用。

现在，阿拉伯复兴的第三次浪潮到来了。第一次和第二次浪潮是由精英阶层所领导的，而这次则不同，它是一次由普通百姓领导的草根阶层的运动。阿拉伯世界过去曾是文明的中心。和中国人一样，阿拉伯人也视过去两百年为一段痛苦的屈辱历史。

目前的阿拉伯革命不仅是对经济悬殊和社会不公平的反抗，也是为身份和尊严而战。这是阿拉伯人民为探索现代化以及恢复其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所作的努力。

令很多评论家惊奇的是，激进的伊斯兰武装力量在第三次浪潮中没有发挥重要作用。不同于第二次浪潮，这次阿拉伯复兴运动不是宗教性的。甚至在埃及基础广泛的穆斯林兄弟会也采取了低调的策略，以适应这一趋势。穆斯林兄弟会将以自由正义党参选即将到来的议会选举。这次革命后，突尼斯最大的、最具组织性的党——复兴党也缓和了其激进的立场，并视突尼斯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为其楷模。

作为第二次浪潮的产品，伊斯兰极端主义对很多阿拉伯国家来说，已被证明是一种负债而不是一种资产。即使在此次阿拉伯革命之前，伊斯兰极端主义在阿拉伯世界也在衰退。2001年美国发动反恐战争后，大多数穆斯林国家开始明白伊斯兰极端主义是没有前途的。今年所谓的“阿拉伯之春”正是伊斯兰极端主义走向结束的证明。公众已经把目光专注于其他事情上了。

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表明，伊斯兰极端主义能对全世界产生深远影响。20世纪九十年代起，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抬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咎于大批虔诚的穆斯林移民所致。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激进的分离主义分子和极端主义者给中国政府增添了烦恼。因此，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衰弱对中国和西方都有利。

塞缪尔.艾森斯塔特（Shmuel Eisenstadt）阐释了两种类型的文明。轴心时代文明随着世界主要宗教出现于公元前6世纪左右，而现代文明开始于欧洲启蒙运动掀起的科技革命。不同的宗教传统制定了不同的现代化方案。因此，现代社会并不是由一条包含工业化、政治民主、现代福利国家和世俗主义的普遍趋同的道路所汇集的。最终，包含多元化现代性的全球文明将出现。

根据这个理论，我们可以得出两个推论。第一，阿拉伯革命的第三次浪潮可以视为阿拉伯现代化进程中的复兴力量。此次革命后，很多埃及政党正在构思宏伟的工业化计划。

第二，阿拉伯世界不一定要拥抱西方文明。宗教和文化传统将继续对该地区未来的政治格局产生影响。阿拉伯人将发展他们自己的民主类型，鼓励更多的政治参与和权力分配。阿拉伯起义是本土革命，是为追求更美好未来而进行的一次独立探索而不是对西方民主的盲从。

虽然“阿拉伯之春”不能根除所有社会、政治弊病和冲突，但是被全球化边缘的、摇摇欲坠的阿拉伯世界无益于任何国家。新的阿拉伯政权以及正在转变的旧政权，在未来都有可能得到中国和西方的真诚相助。

中东和北非巨变的地缘政治分歧很复杂。要与窃笑的伊朗、被围攻的以色列以及实行更强的反美外交政策的大多数阿拉伯当选政府相处好，对美国而言不是件好事。欧盟受其债务危机所困扰，对其南部邻国力所不能及。中东和北非地区对欧盟在家门口促进和平与民主是一大考验。因此我们可以说，“阿拉伯之春”是西方在该地区影响式微的表现，顺应了殖民时代结束后的趋势。

对于中国这个后来进入该地区的国家来说，动荡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能源供给、海上航线安全、海外利益的保护以及军事干预规范都随这场革命成为焦点。 中国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始终在痛苦地探索自己外交政策的边界和核心。阿拉伯世界的乱局让这种探索显得更加紧迫。但不管怎样，中国外交很可能继续其实用主义的立场。

尽管有政策分歧并缺乏完全信任，美国、欧盟和中国都愿意为建设更好的中东和北非而合作。一个和平、稳定、繁荣、全球化的阿拉伯世界符合大家的利益。但是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都不能单独完成这项任务。三边的战略合作可能很难得，但是在小项目上的合作，如在利比亚建立有利于商业发展的环境，将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英文原文请见：http://www.chinadaily.com.cn/opinion/2011-09/14/content_13680965.htm。特别说明：因中英文写作风格不同，中文稿件与英文原文不完全对应。（作者系现代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李绍先    副研究员黄静   编译   张斯   编辑   邓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