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消息：英文《中国日报》5月14日见报言论版文章：中国政府制定了“十二五”规划，以应对现有及未来发展过程中的挑战，其中包括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和重组，促进经济以更加可持续的模式发展下去。这就要求中国政府在国家的下一发展阶段中，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

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高达10.3%，表明中国经济从全球金融危机中的强势复苏。同时，中国还取代了日本，成为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体。毫无疑问，在实施经济改革和确保经济持续发展的过程中，中国政府表现十分出色，过去几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便是最好的说明。

尽管如此，在对中国此前的发展方略做出评估之后，关于目前中国政府如何在国家发展中“发挥适当的作用”，中国的许多学者和经济学家展开了讨论。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干预是否处于最理想的状态？是否还有改进的空间？当下正在进行的讨论涉及到许多规范性（或者说是主观性）的问题，很难给出一个客观性的答案。

首先，所有的经济体都是“混合型”的，即政府和市场都会参与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大多数人认为，国家和市场都有各自应当承担的职责并且可以做的更好。

然而在政府和市场应当承担的职责中，有些职责的分野并不明显，究竟由国家还是市场来承担，人们意见不一。

简而言之，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政府与市场的“最佳混合”。政府与市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功能和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经济体的政治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导向。除此之外，“混合”本身也并非一成不变，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时间而呈现一定的变化。

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过去一直坚持亚当·斯密的观点，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为主导，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程度降到最低。结果，1932年的“大萧条”引发了凯恩斯“革命”，要求政府采取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以降低通货膨胀，保持高就业率。

1980年以来，以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政府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政府，通过鼓吹“小政府”，要求私营企业发挥更大的作用，出现了逐渐“右转”的倾向。这也是后来把市场置于至高无上地位的“华盛顿共识”的源起。而芝加哥经济学派依靠其对货币主义、有效市场假说和理性预期的大力鼓吹，为这种“市场至上”的思维提供了更多的理论支持。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经济发展初始阶段存在市场不完善以及资金、科技和基础设施匮乏等问题，政府从一开始就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许多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便是如此。这些国家和地区最初采取的都是外向型的经济发展策略，除香港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处于自由放任的状态外，其它国家和地区均致力于增加出口。

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工业成功起步后，开始着力进行产业升级，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高附加值产业转变。在这一阶段，这些国家和地区政府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教育和培训促进人力资源的发展。

然而，随着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政府开始重视市场的作用，并逐步走上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即由市场来主导大部分的经济活动。

有人认为，中国后改革时代的经济发展模式，尤其是在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的问题上，与“东亚模式”有着大量类似的结构性特征。就政府的规模而言，正如“瓦格纳定律”（即工业化和发展必然会导致更大的公共领域）预测的那样，中国显然不是“大政府”凌驾于市场之上的典型。

2008年，中国的政府消费占到了GDP的14%，刚好达是世界中等收入国家政府消费的平均水平，低于韩国和日本的政府消费，因此，中国似乎达到了国家与市场的“恰当混合”。

展望未来，由于即将到来的经济重组以及对社会发展的高度重视需要更多的政府参与，中国很难进一步缩小政府规模。

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中国的重要任务是发展，或者说是稳定国家与市场关系中的“质的方面”。主要有以下几个“当务之急”：

首先，比起扩大政府规模，中国经济将从更好的政府管理和更高的公共领域效率中获得更大的增长。其次，中国需要重新评估大型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目前许多国有企业都处于近乎垄断的地位。第三，为了提高地方政府的行政效率、减少不必要的浪费，中国政府需要对当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经济关系进行反思。

英文原文请见：http://www.chinadaily.com.cn/opinion/2011-05/14/content_12510075.htm。特别说明：因中英文写作风格不同，中文稿件与英文原文不完全对应。（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John Wong 编译 赵欣莹 编辑 潘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