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为寒冬里的流浪者买单？

中国日报网消息：英文《中国日报》12月22日报道：罗建国在北京火车站对面的一个小杂货店上夜班，所以他对于这一带的流浪乞讨人员的状况很熟悉。

“这个人在这儿睡了一个月了，”罗建国边说边指着杂货店边上一个废弃的电话亭。不仔细看，很难发现这儿原来还躺着一个人，他衣衫褴褛而单薄，身上只盖着一些硬板纸。罗建国说，他只知道这是个23岁的、从山东来的男青年，其它就不知道了，因为这个人很少搭话。

罗建国几天前给个这个小伙子一条绿色的被子盖，可是不久就被其他流浪者抢走了。

离电话亭不远处，还有流浪者睡在火车站候车室和24小时营业的麦当劳餐厅。在这样的严寒，还是很少人会想到去政府的救助站。

事实上，全国各地的1376所救助站已为流浪人员过冬做好了充足准备。但是，有专家指出，之所以流浪人员拒绝去救助站，是因为政府没有考虑到流浪乞讨现象的根本原因。

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顾骏说：“各地的救助站似乎在帮助流浪人员安全过冬上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是，要从长远上帮助这些贫穷的人，必须对民生问题拿出更进一步的措施。”

那个电话亭里的青年，每天睡23个小时，他只在半夜2点起来一次——去火车站周围的各个垃圾桶搜刮食物。

杂货店的罗建国说，救助站的人没少管他，来了几次劝他去救助站，但是他都不去。

按照现行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只能引导、护送流浪乞讨人员，但是如果本人不愿意，不可强行将他们带回救助站。

救助站为流浪乞讨人员提供免费的食宿，以及火车票凭证，让他们回到老家。可是，即便有这样的机会，大多数人还是选择在大城市的大街上餐风饮露。

北京市东城区因为聚集了首都的火车站和繁华的王府井大街，成了流浪人员的聚集地。救助站站长冯远建说：“我们每天在街上救助大约3到8人，免费为他们提供棉衣、毯子、方便面。”但是，除非年纪很大、病得很严重的，很少有人愿意去救助站。而那些接受了免费的火车票回老家的人“不久之后又在这儿出现了，而且很多人都已经去了又来，反复多次了。”

与以往的收容遣送制度相比，现行的、由国务院于2003年公布的救助管理办法已经迈进了很大一步。此文件要求所有的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需要设立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站，为流浪乞讨人员提供及时有效的帮助。

今年入冬以来，寒流席卷全国。因此，从东北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到南部的海南岛三亚市，各地的救助站都已进入戒备状态。

辽宁省大连市救助管理站站长侯玉玺介绍，大连开通了一条24小时救助热线，并且工作人员每天都在街上寻找需要帮助的流浪乞讨者。

上海的21个救助站里都建起了全天候的临时避寒场所，供应热饭热菜及洗澡等服务，救助站里的床位最多达50张。上海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处官员任炽越表示，随着冬日里气温的进一步下降，他们将为流浪人员提供更多的物资。

北京16个救助站的工作人员每天驾驶救助车在街头寻找帮助对象，并试图劝服他们去救助站安全温暖地过冬。

然而，仍然有很少人愿意上救助车。朝阳区救助站是北京所有救助站中最大的一个，有200张床位，但目前也就有20个人在那儿。

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顾骏说：“眼下最紧要的是救人。更多的社会志愿者团体应该参与到寒冬季节的救援中来，尤其是当政府的救助不被这些人所接受的时候。”

根因在哪儿？

在《中国日报》的采访中，多位专家表示，要解决中国的流浪人员问题，并不是一餐热饭、一张车票所能做到的。现象背后的罪魁祸首是巨大的贫富差距以及农村落后的生活条件。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说：“乞丐在古今中外都有，但是造成中国流浪乞讨现状的根源是贫富的两极分化和农村落后的社会保障制度。”

何凤与她的丈夫今年都是55岁，来自河南省商丘市农村。在12月15日晚上11点，记者在北京火车站一楼大厅的角落里看见了刚结束又一天乞讨的两口子。他们正将被子铺在地上，准备睡觉。

“我丈夫十年前因车祸右腿残疾了，右手的手指都没了，”何凤一边说，一边用双手比划着她丈夫的手指连根斩断的样子。他们睡在角落里，盖着一条又薄又脏的被子。何凤的丈夫睡在她右边，旁边还放着一根拐杖。

何凤说，乞讨生活始于3年前。在家种田无法维持生计，他们也从没从政府得到任何救济。她的儿子36岁，目前在上海当建筑工人。

“我知道救助站啊，可是我们只得在大街上过日子，因为我们要讨钱，”何凤说。

就在记者与他们交谈后不到五分钟，原本已躺下准备睡觉的夫妇俩起身，卷起铺盖，乘自动扶梯上到火车站的二楼。何凤的丈夫走路很快很稳当，并且用右手拿着拐杖——他的右手是完整的。

庞彦申是东城区救助站的一名工作人员。他说，装残疾的乞丐比比皆是。他常常会在工作中碰上坐在轮椅上的人突然跑了，或者聋哑人与朋友交谈起来。

冯远建自2003年东城区救助站建立以来，就一直担任站长。在他的工作中，他也发现“乞丐村”的现象很严重。在一次与商丘市民权县（何凤的老家）民政局官员的谈话中，对方坦言，很多村民发现有人去大城市乞讨，回家过年时都发了财，于是他们都加入了这一行列。

在北京著名的三里屯商业区不远处的一座天桥下，记者遇到了同样来自民权县的52岁的王冰（音）。

“运气好的时候，我在这儿能要到50块甚至100块钱，这比我在老家种地钱多多了，”王冰说，“我不觉得有什么丢脸。这里没人认识我——除了我的老乡，他们都在做跟我一样的事。”

和许多其他流浪乞讨人员一样，王冰也不愿意去救助站——除非他们能给他一张去上海的火车票。在他的脑海中，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遍地是黄金。

“其实，这些人愿意在首都过居无定所的日子，愿意在垃圾桶里捡别人吃剩的食物，就说明了这里的权、钱过度集中，”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孝正说，“我们国家现在富裕了，但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过的日子还是很惨的。”

期社保完善

想要减少在城市的流浪乞讨人员的数量，改善农村的生活状况会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在一些穷困潦倒的地方，一些甚至连基础交通都不完善的地方，当地人要靠自己的劳动提高生活水平确有困难，于是乞讨就成了一个诱人的选择。

“如果农村人在老家过的日子还不错，他们也就不会（到城市）来了，不会过这种受人歧视的日子”，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说。他建议将来救助站可以为流浪乞讨人员提供适当的知识和技能培训，“至少能给那些想要自力更生的人一个平等的机会”。

60岁的王阿婆来自陕西省朔州市，五年前她的养子抛弃了她，无奈之下，她来到了北京，以在火车站里面及周边捡空饮料瓶维生。

12月15日晚上12点左右，她来到有暖气的候车室，找了一个座位坐下。成功躲过了查票之后，她脸上流露出掩饰不住的笑。

“这样冷的天，我每天只能捡到3块钱的瓶子，”王阿婆边说边吃着一袋从垃圾桶里捡来的发酸的食物，“夏天饮料瓶多，最多能换到10块钱。”

当问及为什么要来北京过这么苦的日子时，她说：“不苦，有什么苦的。我现在就我一个人了。我不想回家，回去了日子也不比这里强。”

有专家指出，这样的例子已足以突显农村社会保障的缺陷。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于去年9月起在全国试点，保障每一位60岁以上的老人能拿到每月最低55元的养老金。但是新农保按预期要到2020年才能覆盖全国，“所以说，还有很多人现在是拿不到这笔钱的，”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说。

胡星斗算过一笔帐，政府每年拿出3000亿，即可解决所有60岁以上老人的养老问题，可使他们每个月拿到200-300元的养老金。我国2009年的财政收入达到68477亿元，胡教授认为中国完全有财力解决农村养老问题。

切实改变流浪乞讨人员的生活现状，全国各地都应当为农民增收、缩小城乡差距找到突破的新方式。

专家期待土地制度有进一步改革，使农民能从土地中获益，而不单单使当地政府从土地承包开发中获利。

同时，政府也应当搞活农村保险，鼓励更多保险公司进入农村市场——一个似乎会入不敷出的、长期被忽视的市场。但是胡星斗说：“这样，至少能让农村人在遇到农作物欠收、房屋倒塌、地震等天灾人祸时，能有基本的生活费用。”

当农村的社保更完善时，我们相信城市街头的露宿者会越来越少。

英文原文请见：http://www.chinadaily.com.cn/cndy/2010-12/22/content_11736826.htm。特别说明：因中英文写作风格不同，中文稿件与英文原文不完全对应。（中国日报记者 周文婷 王竑昳 张晓敏 编辑 吕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