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消息：英文《中国日报》3月11日报道：2010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就中国公共外交、中国模式、以及中国国家形象等热点话题接受了《中国日报》记者专访。

赵启正说，公共外交和政府外交是互补的，通过公共外交能够更加准确地向世界“解释(explain)”中国政策、“呈现(present)”中国国情。但我国在公共外交方面的阵容不够强大，主要是因为能够广泛、深入从事公共外交的人才不够多。

针对近几年国外热炒的“中国模式”，赵启正说“中国无意于输出任何模式(model)”。中国的发展，更确切地说只是一个“案例(case)”，而且这个案例正在形成之中，估计到了本世纪中叶才能更加清楚。

关于中国的国家形象，赵启正认为西方对中国形象的了解多来源于西方媒体、电影、传说，“失真的地方比较多”。我们中国媒体要努力成为世界的主流媒体，才能够有力地说明真实的中国，这就是中国媒体的任务。他强调“真实的中国包括我们的进步、成就，缺点也不必掩饰。”

具体实录如下：

问：“公共外交”是近年来中国对外交往中越来越热的一个词汇，您本人也是中国公共外交最主要的推动者。但普通老百姓对“公共外交”并不十分了解，您能谈谈中国公共外交的内涵吗？需要哪些人做什么具体工作来推进它？

赵：随着“地球村”逐渐变为现实，国际间的交往越来越多。事实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其外交主要由两部分构成：政府外交和公共外交。国际交往中，政府外交和公共外交往往是一个互补的阵容，而不是单独作战。中国的公共外交，更表达了公众的意向对和政府外交的支持。

政府外交是代表国家主权的。比如说双边谈判、签订协议、发表声明、在联合国等多边场合维护国家利益和促进世界和谐等等都是政府外交的职责。

而在对外交往的很多其他场合，民间机构、分政府组织、团体、有影响的人物，如学者、舆论领袖、社会活动家乃至普通民众都有参与，这就是公共外交了。公共外交有多种形式，比如说胡主席到耶鲁大学演讲，面对的是公众，这也是公共外交。比如我们政协的一个代表团到外国访问，组成人员可能有前官员、现官员、企业家、教授，和民主党派的精英人物，访问的对象可能是对方的内阁或者议会；也可能是对方的媒体；也可能是智库。这种交流中，双方都在表达本国的文化、国情和政策，回答对方对我们的问题，同时也要倾听人家对我们政策的见解和他们对自身政策的解释。所以谈论的话题比较广泛，且不拘泥于外交语言。因为双方不是代表国家去签订什么协议、或者什么声明。所以会谈可以相当广泛深入，可以更为直率、生动的表达。

举例来说，参加“博鳌论坛”的民间人士要远远多于政府官员。参加“达沃斯会议”的民间组织、智囊机构、公司等团体大概有一万多人，而政府人员连十分之一都没有。媒体也是公共外交的重要角色，像“中国日报”的任务是向外国公众表达中国的国情和观点。

问：中国的公共外交目前面临什么主要困难？哪些人群在从事着公共外交？

赵：公共外交在中国其实很多年以前就存在了，但是阵容不够强大。主要是因为能够深入、广泛地从事公共外交的人才较少。在我看来，现在有这样几方面的人所做的公共外交的工作比较多：一是常年在外交领域、外贸领域、对外传播领域工作的有经验人士；二是我们很多大学的国际问题研究人员、媒体人士、中国的跨国企业的领导人、宗教领袖。还有民主党派的领导和他们中间有较强对外交往能力的人士等等

当然更广泛地说，像奥运会、世博会的志愿者，他们尽管可能没有机会去深入地阐释中国的政策，但他们的形象也是在告诉外国人中国人是什么样的、我们是谁；也在表达中国。

问：关于“中国模式”，这也是近几年，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社会热炒的一个话题。您认为有所谓的“中国模式”吗？怎样定义它？另外，目前国外对中国模式有很多种表述，例如“China Model”、“Beijing Consensus”、“China Pattern”，您觉得这些表述准确吗？中国模式的发展到底到了什么阶段？

赵：“中国模式”这个词是外国人先说起来的。“China Model、 Beijing Consensus、 China Pattern”这三个词最近4、5年逐渐流行。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周年、国庆60周年的时候，这个词汇的使用量极大。

中国有自己的表达，叫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仔细地调查过，外国人所说的“中国模式”，大概有十几种说法，不同的人说的内涵其实并不一样。

所以在谈“中国模式”的时候，定义的多样就会有一些麻烦。我们是接受这些说法，还是不接受这些说法呢？我想可以把“中国模式”定义成：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政策、社会发展的理念、政策、实践的过程及其结果。而这个结果包括成就和不足两方面。不足之处总理已经在这次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了，如高房价、教育机会不平等、分配不公等。

“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处于现在进行时，到本世纪中叶赶上发达国家中等水平时会比今天更清楚，也更完善。

我觉得今天如果从研究的角度来看，还是说“China Case”，即“中国案例”要确切些。“案例”是指事实，不会引起歧义；“模式”则加了人为的定义，用的时候要谨慎。如果说中国的“Pattern”或者“Model”，就多少有示范和样本的意思。人家会说：“你在传播吧！你在跟某个国家的模式竞争吧！”

我想强调的是：中国无意推广自己的模式。理由是中国的哲学认为，必须结合自己的国情制定政策才能成功。对中国如此，队他国依然。

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家之间互相学习，在某某些经验“拿”过来是很自然的。我们研究全世界的经验，其他国家也研究中国的经验，但不是整体地“拿”，整体地用。

我们当然期望中国越走越成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广阔，并且我们确信一定会成功。

问：哥本哈根会议后，西方出现了新一轮批评中国的声音，说中国不负责任。对于这种观点，您已经在全国政协首场新闻发布会上做了有力的驳斥。在这些观点背后，您是否觉得中国的国家形象目前存在问题？中国到底想以一种什么样的形象出现在国际社会中？

赵：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后，有些西方政要和媒体猛烈地攻击中国，我在2日的政协新闻发布会已经做了驳斥，现在就不重复了。

形象究竟是什么？形象是一个外国人、或者本国人对一个国家主要特色的认知和记忆。比如说我们对中国形象的认知是什么？中国是一个大国、拥有56个民族，人口众多。这些都属于客观“属性”。还有就是印象，中国人善良、博爱、勤劳。这是我们的认知，但是人家不一定这样看。如1900前后，史密斯写了《支那人的气质》，这是鲁迅提到的一本书。这里面写了很多中国人的缺点，他的观察颇不准确但是那就是100年前许多外国人头脑。的中国形象

形象是客观事实通过传播产生的。但是今天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多数是通过西方媒体、西方电影、乃至传说构成的，失真部分很多。我参加过一个讨论会叫“如何塑造中国国家形象”，这个命题本身值得推敲，实际上塑造、建设的是国家，传播的是形象。

传播要有感染力的基础是要尽量客观，当然也要生动活泼，讲究艺术性。

所以我们要着力建设好中国，并希望国际媒体也能较客观地传达。至于怎么评论，那是作者的立场的。“哥本哈根会议”中国做得好，但是国际传播的不好，我们的声音没有广泛地传达出去。

我们中国媒体要成为世界的主流媒体，才能够有力地说明真实的中国，这就是中国媒体的任务。真实的中国包括我们的进步、成就，缺点也不必掩饰。我们明白自己的缺点，但我们在改进中。如何改进，请世界拭目以待。

英文原文请见： http://www.chinadaily.com.cn/cndy/2010-03/11/content_9570507.htm。特别说明：因中英文写作风格不同，中文稿件与英文原文不完全对应。（中国日报记者  张海洲  编辑  潘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