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佛教传自我国，而且一衣带水，自然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民族性格之下，它所呈现的信仰方式与内涵也有所差异。一千多年来的繁衍、发展，无论站在宗教实践或学术研究的立场，都有了解的必要，现在我们从佛教的传入、各个时代的发展状况及特色，作简明的叙述。

   中日佛教的来往 

　　一、飞鸟佛教

　　飞鸟佛教，一般指佛教传入到大化革新（***五）期间。由于推古天皇致力佛教兴隆为国策，而天皇定都于大和的飞鸟地方，所以这个时代又称飞鸟时代。 

  　佛教初传的时间

　　日本隔海相望于中国，加上自古中日之间有着唇齿相依的密切关系，佛教的传入日本是极为自然的事。据《扶桑略记》所载，继体天皇十六年（五二二），汉人司马达等，由韩国到日本，在大和高市郡田原结草庵，供奉佛像，这是民间流传佛教最早传入的年代。

　　佛教正式传入年代有多种说法，目前较为公认的是依据《上宫圣德法王帝说》所记载，钦明天皇七年（五四六），百济圣明王遣使致赠天皇金铜释迦像、幡盖和经论等，这是佛教正式传入日本的开始。

　　初传期的社会情势。另有主张奉佛的苏我氏，则认为佛是招福之神，将佛奉为自己氏族之神。物部与苏我二氏之争，除了政治因素之外，主要是围绕在佛究竟是福神或是厄神的问题上，而不是佛教义理上的争辩。最后，尊佛派获胜，苏我稻目便舍其向原的房舍，改建佛寺，取名为向原寺，这是日本有佛寺的开始。后来又有造像、放生、造塔、建精舍、受戒、出家等佛教建设和仪式。

　　圣德太子与佛教事业

　　日本初期佛教的弘扬，最大的功臣是圣德太子。

　　圣德太子是从推古天皇元年（五九三）开始摄政。他改革政治，积极吸收中国的文化，更大力弘扬佛法。曾诏令大臣在御前讨论佛经，设无遮大会，创建四天王寺、法隆寺等；礼请百济、高丽等地的高僧至日本讲学；亲制《胜鬘》、《法华》、《维摩》等三经的义疏；又派遣小野妹子来中国求学，也设置僧官制度和颁布僧尼令。

　　圣德太子更制定“十七条宪法”，其中的第二条规定全民“笃信三宝”，标明以佛教为国教，将佛教作为施政、教育的指南，佛教思想成为根本精神。由于太子笃信三宝，亲自下诏兴隆佛法，而使当时的佛教绽放灿烂的光彩。

　　圣德太子虽然深信佛法，却也不废除本来的神只崇拜。那时的社会是信仰与祭神并行，他们信仰释迦牟尼佛、药师佛、观世音、弥勒菩萨、四大天王，而且以消灾、延命、治病、祈雨、护国等，作为崇拜的目的。他们是以求神的心态来奉佛，祈求平安如意的现在利益。

　　太子在推古天皇三十年（六二二）病薨，时年四十九。有名的“天寿国绣帐”是太子妃缅怀太子，命宫女绣制的。上面绣有百字铭文，内有“世间虚假，唯佛是真”一语，道出太子对宗教体验的感言，日后被视为太子的至理名言。

　　二、奈良佛教

　　孝德天皇大化元年（***五）是日本一次重大政经改革，史称大化革新。从大化元年到迁都平安京，约一百五十年间，因为建都于奈良而称为奈良时代。这是日本律令（刑法、行政法）政治的全盛时代。

　　圣武天皇的佛化政策

　　推古朝以来，兴隆佛法一直是国策，圣德太子时代的遣隋留学生、留学僧们，在这个时候相继回国。他们在大化革新中，于建立新国家体制与佛法弘扬上担纲大任。

　　在奈良初期，以圣武天皇（七二四｜七四九在位）最热心佛教事业的推展。他以佛教思想来建设国政，曾度僧三千，又花费十年的时间建立壮丽宏伟的东大寺，殿内供奉的奈良大佛，堪称世界最大的佛像。以东大寺为中心，在诸封国各建有国分寺，法华寺为总国分僧（尼）寺。各国分寺都有封户与土地，国家希望藉着僧尼的修持活动，达到护国的目的，成为祈祷守护国家的佛教组织体系。

　　这一时期的佛教，分为传来佛教、贵族佛教和都市佛教三种。传来佛教是由朝鲜、中国传来，可说是纯粹的佛教；贵族佛教流行于上层社会，受皇室保护，思想较保守；都市佛教则因寺院建在都市内外，受当地风俗薰习，是为混和的日本佛教。

　　由于佛教兴隆，进展迅速，又受到历代天皇的尊重，逐渐有政教不分的局面。到了奈良时代末期，律令政治动摇，宫廷腐败，社会经济动乱，人民对政府失去信心，佛教僧侣也被卷入政治的漩涡，以致流弊丛生，僧侣和寺院也渐趋衰微。

　　佛教事业

　　延续着圣德太子的福田事业，奈良时代的慈善事业非常发达，元正天皇及圣武天皇都设有“施药院”和“悲田院”来救济贫病的人民。

　　日本文学以汉文学为主，由于圣武天皇的提倡，产生了不少佛教诗歌。中国美术品和美术家的不断输入，也助长了艺术的发展。目前东大寺所保有当时的美术工艺品、雕刻、绘画、铸造、刺绣、佛具等三千多件珍品中，可窥知奈良朝的艺术风光。此外，写经运动的提倡，除了政府官设的写经事业，还有寺院和贵族私设的写经所，对于广布佛法及日本文化有很大贡献。

　　奈良六宗

　　这一时期佛教主要宗派的建立有六家，称为“古京六宗”，就是三论宗、成实宗、法相宗、俱舍宗、律宗、华严宗。其中，三论宗、法相宗属于大乘教，成实宗和俱舍宗是小乘教。这四宗都是根据“论部”创立宗派，所以称为“论宗”。

　　推古天皇三十三年（六二五），高丽沙门慧观前往日本，在元兴寺弘扬三论宗，被推为日本空宗的始祖，这是日本宗派佛教的开始。七世纪末（天武皇朝），百济僧侣道藏也至日本宣扬成实宗，不过在当时没有独立成宗，仅附属于三论宗。

　　圣武天皇天平八年（七三六），唐朝僧侣道璿带着《华严章疏》到日本，开始了华严宗。圣武天皇非常重视华严，他以东大寺为华严本宗，以华严思想来实现他政教一致的理想，所以当时的华严宗可说占有帝王宗教的地位。至于律宗，在鉴真律师到日本之前，虽然已有戒律的讲学，但尚未设立戒坛。鉴真律师历经许多风波灾难，经过十一年，第六次才如愿抵达日本，举行传戒大会，日本才正式有了律宗。

　　奈良诸大寺中，大多是诸宗并存的，研究者也多数是诸宗并学，学风极为自由，他们不限在某一寺院，而是经常游学于诸寺之间。

　　这一时期的佛教，含有现世利益性、国家性、学术性的特性。一般说来，奈良时代的佛教在教理或活动方面，只是传承中国，还没有新的发展。

　　三、平安佛教

　　佛教与政治关系

　　奈良末期，政治颓废，社会秩序混乱，桓武天皇希望藉重佛教的真精神重整国风，在延历十三年（七九四）迁都平安京，揭开了约四百年历史的平安时代的序幕，这一时期约从桓武天皇到后鸟羽天皇（七八一至一一九八）之间。

　　平安佛教依然以护国为目的，佛教学问的重心还是以南都为中心。在平安前期，以最澄、空海从唐朝传入的新佛教最受瞩目，信仰的倾向逐渐由显到密；到了后期，因为天皇大权旁落、摄关的垄断朝政及武士阶层的抬头，战事频繁，寺院为了自保，而有僧兵的设置，后来僧兵却受着时政的牵制，背佛而行，仗势横行，加上天灾不断，于是末法思想与念佛法门应时而兴。

　　最澄大师与空海大师

　　最澄（七六七至八二二）较空海（七七四｜八三五）年长七岁，两人都是在十九岁时入山修行。最澄因目睹奈良佛教腐败现象，于是登比叡山结庵自修；空海则因遇到一名僧侣授予“虚空藏菩萨求闻持法”，而放弃已就读一年的大学明经科，加入山岳修行的行列。

　　两人同在延历二十三年（八○四），随遣唐使入唐求法。抵唐之后，最澄直访天台山，从道邃、行满受天台法脉，道邃并授予大乘菩萨戒。他还向牛头宗翛然问禅。在等待归航的一个月期间，随顺晓学密法，并接受灌顶。总计留唐八个月，在延历二十四年归国。

　　空海则展转到了长安，后访寺择师，在翌年的三月，投青龙寺惠果门下，受到惠果的倾囊相授。同年十二月，惠果示寂，空海于是四处参学，次年十月回国，留唐二年多。

　　最澄与空海同样携回大量的佛教经典，然因所修及专攻的不同，带给日本佛教界的回响自是不一。

　　最澄归国后，呈请天台法华宗独立，在平城天皇大同元年（八○六）获准，这是天台宗正式开宗的一年。天台法华宗在理论方面以《法华经》为根本，并配合禅、密及大乘戒，四宗融和是其特色。最澄主张显密一致，在他的教学体系中，密教系统最为薄弱，后来经弟子们的努力，不断引入中国的新思想，使得比叡山因此成为鎌仓佛教的思想源流，而且平安朝后期的日本文化与艺术也以此地作为中心。

　　最澄晚年致力大乘戒坛的设置，深深影响日本佛教。嵯峨天皇弘仁九年（八一八），最澄宣布舍弃东大寺所受的小乘戒，并上呈《山家学生式》，说明大乘戒坛的设立是要培养“国宝、国师、国用”的大僧，然未获核准。翌年，又撰《显戒论》，依旧未准。直到最澄圆寂后的第七天，才获敕许。翌年，日本佛教界开始实行他的新制度，传授大乘戒的戒坛于是正式成立。

　　空海所传的密法受到朝野的欢迎，又因得到嵯峨天皇的支持，在弘仁七年敕准以高野山为真言宗的总本山，作为传法修观的道场。弘仁十四年受赐东寺，积极以东寺 为中心，展开弘法活动，因此后人称他所传的密教为东密。

　　他的弘法活动顾及民众，遍及全国。又仿唐朝县乡办学，在平安京设立“综艺种智院”，聘请僧俗教师讲授佛儒道，不分僧俗贵贱都可入学，是日本最早的平民教育学院，也是最早的私立大学。

　　空海尽其一生发挥了多方面的天赋，同时完成了真言宗宏大的教学体系。他主张“即身成佛”，但并非一蹴即成，而是有其次第的。在《辨显密二教论》中，他提出自己的教判理论，以真言为最高，依次是华严、天台、三论等宗。又在《十住心论》一书中，将一切教法，按信奉者的心境，分成十个阶段，称为十住心；这部书将外道与世间道德纳入整个思想体系中。空海示寂之后，真言宗在教理上的变化并不大，后代之所以发生分派，主要在修行仪式的日趋复杂，而引起意见上的争执。

　　在最澄和空海来唐前后，也有不少僧侣同时来中国求学，所谓的“入唐八家”，就是指最澄、空海、宗叡、惠运、圆行、常晓、圆仁、圆珍等八人。他们所学的都与密宗有关，因此回国后，所传的也都是密教化的佛教，由于教相判释的不同，便形成最澄一派的台密，和空海一派的东密。

　　开创天台宗的最澄，和创立密宗的空海，他们最大的贡献，是将由中国传去的佛教加以日本化，使成为以皇室和国民为重点的国家佛教。

　　平安末期的净土思想

　　平安朝末期，武士阶级抬头，加上地方官吏、豪族的专横奢侈，社会秩序呈现动荡紊乱的局面，佛教各大寺院也受到波及而产生僧兵之乱。传统的佛教制度开始动摇，新的宗派也乘着不安稳的政局脱颖而出。最先出现的是含有净土思想的念佛往生派，以空也和惠心源信为代表，后来发展成净土宗、真宗、时宗和融通念佛宗等，以及从台密蜕变出来的日莲宗。禅宗的临济与曹洞两派也在此时兴起。

　　最澄的弟子圆仁（七九四｜八***）入唐之后，传回五台山的五会念佛法门，在比叡山建立常行三昧堂。此后天台宗内部渐渐兴起以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为目的的“不断念佛”，原则上依般舟三昧的念佛观为主。

　　有“市圣”之称的空也，在民间传播净土思想，以称念佛号为主。源信撰著《往生要集》，将一百六十多部经典中有关净土的教义编列一起，系统地阐释弥陀教法，并以此为结社念佛的指南。此书对鎌仓净土教的发展，占有重要地位。

　　此外，天台宗系的念佛者良忍是融通念佛宗的创始人。南都三论宗系的永观、真言宗的觉鍐都是净土思想的提倡者。

　　因此，奈良时代的国家性、学问性的佛教，到了平安时代，便转变成民间化的佛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