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长假一过，一场全国范围的“用工荒”蔓延开来，随之开始的是各个劳务需求大省之间的“抢人大战”。然而随着日益增长的劳工薪酬水平，仍然有大量企业难于负担劳动力成本上的巨大压力，那些刚刚走出校园，甚至还未走出校园的青年学子，渐渐在这场“劳动力争夺战”中扮演起特殊的角色……

实习生怎么比正式员工还多？

日前，记者从广州劳动部门了解到，广州市劳动执法、总工会、公安、建委等八部门在对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进行联合检查时发现，广州市萝岗区一家规模较大的世界500强企业的子公司，使用实习生多达1200多名，人数竟超过了正式员工，监管部门勒令其短期内进行整改。

据了解，由于劳动力缺口大和行业生产季节性因素，电子制造业超时加班情况普遍，一些企业常常通过大量聘用实习生的做法来保证生产。这家世界 500强企业的子公司有正式员工1100多名，劳务派遣工900多名，而聘用的中专、技校的实习生竟多达1200多名，比该企业正式员工的数量还多，远远超过广东省有关法规的上限。

这1200多名实习生年龄在17至18周岁之间，主要是来自湖南、四川、甘肃等省的中专、中技学校三年级在校生。该企业和实习生所在学校签订了集体协议，但没有明确一旦出现工伤和安全责任等情况如何处理。在企业与实习生本人签订的协议上，只写明了每月正常工作的实习补贴为1030元，另有食宿补贴352元。

据相关人员透露，这些实习生经过短时间的培训后，就立即和正式员工一样每个月高负荷加班上百个小时，远远超过了《劳动法》规定的36小时。

尽管该企业相关负责人解释说，实习生在一年实习期满后，只要考核合格并本人同意，即转为该厂正式员工。但劳动监察执法人员告诉记者，该企业的做法已经违反了国家劳动法规的规定，有使用实习生规避缴纳社会保险、降低成本、规避风险的嫌疑。执法部门勒令该企业在短期内进行整改，减少实习生使用的数量，控制在法规规定的比例之内。（中国青年报，记者林洁 实习生 韩欢）

工厂与学校“手拉手” 价廉物美的“学生工”

“底薪1150元，综合工资2200～2600元”。从东莞东火车站出来，就是车站所在的常平镇最大的土塘工业区，多数工厂都直接在厂门口挂出了这样的大幅招聘启事，并设下现场招聘台。但大多数展台前并不热闹，“今年确实招聘难，但是最近几年每年招聘都不容易，一年比一年难”，一家工厂负责招聘的管理层12日向记者这样表示。

工人难招，部分需工量大的大厂子，与技校等学校“结对子”，于是“学生工”成为用工企业的一大工源。他们从事着与正式工一样的工作，但没有加倍的加班工资，也没有社保等保障。

据知情人陈小姐介绍，由于招人越来越困难，工厂近两年和各地的学校合作，每年都引进大量学生进工厂做工。“我们厂现在总共就三千来人，学生起码有一千多人，这些学生都没毕业，是学校和工厂直接谈薪水，底薪比我们高”。陈小姐说，以前他们时薪是5元多，但学生们的工资是学校谈下来的，即使是作为临时工聘用，时薪也有7元每小时。在去年年底，经过员工们和工厂的谈判，他们老员工的时薪也涨到了8元。

在陈小姐看来，学生工待遇比他们好，但事实上，工厂要支付给学生工的待遇是低于普通工人的。

王丽就是被学校带来的学生工。2月12日凌晨上了通宵的晚班，上午休息后，她与同学也是工友出来买些生活用品。

王丽今年16岁，来自湖南安乡一家技校，工服在他们身上显得有些过于宽大，从去年10月开始，她和学校两百多名同学一起以勤工俭学的名义跟着老师来到东莞，到目前为止，已经在这家工厂工作了4个月了。

“其实我们也不太知道到底我们每个月能拿多少工钱，1500元左右吧，反正工资是直接发给学校的，学校每个月扣除100元的 ‘保管费’和在工厂100元的住宿费，其余都给学校抵做我们的学费”，王丽向记者介绍，他们学校就来了两百多人。

王丽说，4个月里，他们很少双休，一般都是一周休息一天或者不休息，平时也经常要加班，在年前的一个月里，他们一个月加了120多个小时的班，而这些加班都是强制的，不服从就要被罚款。

“我们拿的其实比他们正式工少。我们是临时工，每个小时只有7元钱，而且我们周末和节假日加班都是一样的只有7元一小时，但是他们老员工周末加班都是双倍工资，法定节假日是3倍工资。”

不难发现，工厂支付给王丽这样的学生工的劳动力成本要远远低于正式员工，一方面，工厂无需给作为 “临时工”的学生工们购买社保等，另一方面，在加班占大比例的薪酬中，他们无需支付两倍或者三倍的加班工资。据了解，目前在这家日资企业的学生，除了王丽所在的湖南安乡这家技校，还有湖北黄冈及云南的学校，每家学校都来了两百到四百人，总共有一千多人。

王丽和同学们在学校需要读3年，今年是他们的第二年，3月份他们就要返校了，“我们学校就还会有人来，不会断的，其他的学校也还会来人”。

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像这家日资企业聘用学生工的，在东莞绝非个案，就在土塘工业区，许多家企业都聘用了学生工，由于大厂比较有能力与学校去联系，越是大厂，学生工占比越大。（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李潮文）

“学生工”权益难获保障

无独有偶，去年，北大、清华等20所高校的60多名师生对一家电子企业的用工情况进行调查时发现，这家不仅用低廉的价格大量雇用实习生，而且侵犯实习生权益。

报告的编写者告诉记者，在该企业的各地厂区，均存在大量滥用实习生的情况，在某些车间，学生工使用率竟高达50%。

这些实习生也主要来自技校和中专的二三年级学生，年龄集中在16到18岁之间。绝大多数实习生和正式员工领一样的底薪，但几乎所有的受访实习生都反映没有社会保险，生病后所有医药费必须自己承担。

调研发现，实习生大都是通过学校组织进入该企业。然而，学生所学专业多是数控、激光、师范等，与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作毫无关联。学习工商管理的小玲被安排在流水线上做操控；学习数控的小辉被安排在电脑的生产线上做外壳的加工；学汽修的小于被安排去给电脑风扇贴标签；学车床专业的小唐却被安排在流水线上生产电脑的开始键……”

根据教育部有关规定：“不得安排学生每天顶岗实习超过8小时，不得安排学生加班”，可是绝大多数学生都被安排加班2小时，一天工作10小时，还有超时加班的情况。

“调研还发现，不少实习生的工作强度很大，有的甚至超过了他们身体的承受能力，个别工种还可能对身体造成伤害。安徽籍实习生小翠刚满16 岁，3周倒一次夜班，每次上完夜班后，她都睡不着觉。而一名在深圳工作的实习生，到深圳时有140斤重，两个月后，体重减了将近20斤。

报告称，该企业利用无需跟学生工签正式劳动合同、无需为他们缴纳社保的法律漏洞，大规模使用实习生，甚至强制未成年学生工加夜班。由于缺乏法律保障，在出现工伤时，学生工陷入企业、学校、政府“三不管”的困境中。

谁在靠“学生工”牟利？

2005年，教育部要求中等职业学校在校学生最后一年要到工厂等用人单位顶岗实习，并逐步推广学生通过半工半读，实现部分学生免费或低费接受职业教育的模式，最终达到“校企双赢”。 2006年，教育部下发的《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提出，高职院校要大力推行工学结合，突出实践能力培养，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可“校企双赢”、“工学结合”的经在一些地方却被念歪了：部分学校或劳动中介靠输送实习生牟利。

对企业来说，实习生是最灵活和廉价的劳动力。在东莞开劳务中介公司的陈先生向记者介绍，每年的5月至11月是工厂订单多而急的生产旺季，急需大量具备一定素质的、便于管理的劳动力，相比社会人员，实习生就是他们眼中便于管理的劳动力。

生产旺季，企业通过与职业学校、中专、大专院校合作，获得来源稳定、大量的年轻高素质廉价劳动力。而到了生产淡季，企业则可以根据生产需要，灵活地让学校安排时间结束实习期，不费代价地把这批劳动力送回学校，无需为这批劳动力支付社会保险费用，更不需要像解雇正式工人那样支付经济补偿。

由于全日制学生还是学生身份，与用人单位建立的不是劳动关系，使得实习生群体无法获得与劳动者同等意义的劳动保障，有些企业就钻了这个空子，大量使用实习生。

对大多数高等、中等职业教育学院来说，“工学结合”、培养综合型人才的说法可以提升学校对学生的吸引力，还可以为提高学费找到合理的借口。

尽管教育部明确规定：“不得通过中介机构代理组织、安排和管理实习工作”，可在一些地方，劳务中介已经成为部分学校和企业之间输送实习生的纽带，他们也从实习生身上分得一杯羹。实习期间，学校会向学生收取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的路费、培训费、介绍费，这笔费用由学校和劳务中介分成。此外，学校或者劳务中介还按照100～800元/人不等的价格向工厂收取介绍费。

在南京实习的重庆籍学生小梁说，他们来企业实习时交给学校800元作为路费，而实际上他们坐火车硬座过来，火车票也就200多元。另一个实习生小辉说，当时他在学校上了一年半的学，交了3000元的学费，之后，学校就安排他们三四百名学生到该企业实习。来之前小辉还给学校交了5600元钱，其中4000元是学费，1600元是“安置费”。

调研还发现，学校直接送学生进入工厂实习，多数会派班主任或者就业指导老师驻厂，但他们的作用并非专业实习指导，而是充当厂方的“监工” ——让学生可以顺利地完成生产任务，不要擅自离厂等等。报告的编写者告诉记者，据他们了解，老师可以从实习中获得补助或者提成，提成的多少一般是按人头算。

陈先生透露，一些职业院校的老师很乐意带学生出来打工，“带一个实习生，最多的，中介可给他们提成200元”。然后，中介再统一和工厂签订用工合同，工厂支付中介费用之后把实习生放到工厂流水线上。陈先生说，同样的工作强度、同样的工作时间，实习生每天的工钱要比正式员工低一半。

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黄利红告诉记者，企业高负荷地让实习生加班是剥削学生劳动力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企业因招工困难而和学校结合，使用实习生代替正式员工，以达到规避缴纳社会保险，降低成本的目的，属于使用黑工。受害学生及其监护人可向当地劳动监察部门举报。

广东省政府日前发出通知，决定从今年3月1日起调整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并相应提高非全日制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欧真志透露，这次企业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提高幅度适中，全省平均提高18.6%。在今年广东两会期间，就有企业界的代表委员直言，仅仅隔了10个月，广东省就再次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这加大了企业的用工成本。对此，有中介预测，企业会通过多招收一些实习生或临时工来对应。（中国青年报，记者林洁 实习生 韩欢）

“用工荒”再次遇到“就业难”

发生在“学生工”身上遭遇，正以截然不同的形式降临在应届毕业生身上。月薪1500元的文员职位，不乏大学生抢着干；月薪2000元的搬运员，农民工未必愿意干。

记者在采访中正巧遇到了一名来自句容的农民工找工作。“要装卸工吗？”“天地华宇物流公司招人，月薪2200—4000元。”“在哪工作？”“江宁谷里街道。”“太远了，不去。”尽管这份工作不仅包吃住，住的还是带空调的房间，农民工还是掉头就走。

来自安徽滁州的郭玉林说，他能吃苦，但低于2000元一个月他不会干，“现在物价太高，在南京租间房子得好几百元呢，我还要养家糊口，反正也不愁找不到工作。”

南京烟波渔港奥体店负责招工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原本打算招二三十号服务员、收银员，来市场招了半个多月，结果只招到七八个人。”据了解，眼下电焊工、瓦工、木工等日工资已达到120至150元，搬运工、装卸工等重体力工种的月工资都在3000元以上。

随后，记者来到一家为大学生介绍工作的中介，他们提供1000多个针对应届大学生的岗位，薪水普遍在1200元。南京农业大学大四学生徐誉学的是会计专业，有会计证，在仔细看完中介所提供的岗位信息后，她终于发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是一家公司招聘文员兼出纳。

“我对薪水要求不高，1200—1500元就行，如果公司不包吃住，我也能自己解决。”南京经济贸易职业技术学院大四学生郭红影说：“现在关键是找个岗位，等自己积累了工作经验，再来考虑工资。”

南京一家环保设备公司有关人士表示，现在都是按岗定薪，而不是看学历论薪。比如，售后服务和销售岗位，不管是大学生还是农民工，工资一律实行底薪加提成。一个农民工如果技术好、业务强，收入比大学生高是正常的。（南京日报，记者肖姗）

转型背景下谈“用工荒”

“用工荒”在目前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大背景下，还将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业内普遍认为，“用工荒”现象的部分原因在于产业转移，中西部地区对劳动力的抢夺，将倒逼沿海地区加快产业升级转型的步伐，从而根本上破解“用工荒”。事实上，包括温州、义乌、东莞等在内的诸多沿海城市，这些年都在积极探索产业转型升级之路，但步伐缓慢。

加薪治标不治本

“今年温州地区用工缺口估计在35万左右，整个浙江省将达70多万。”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表示，随着温州企业的不断发展，加上湖北、重庆、四川等中西部地区对劳动力截流，东部地区劳动力紧缺的状况将愈演愈烈，预计未来四五年这个问题都会比较严峻，尤其是沿海地区。

针对“用工荒”问题，企业用尽浑身解数，普遍的做法是加薪留人、吸引人来。“人口红利逐渐势弱，劳动力市场由买方市场转向卖方市场，买方市场必须通过提高劳动力价格来获得劳动力。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刘易斯拐点’，廉价劳动力时代即将结束。”周德文指出。

然而，在他看来，近70%的企业为员工加薪是被迫无奈，利润过薄，加薪无疑是雪上加霜。“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与营销创新等，既能提高产品质量还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并最终摆脱 ‘用工荒’、‘加薪潮’的影响，企业得以保持持久的生命力与发展力。”周德文说。

事实上，不少东部沿海企业已经在自主创新这条道路上尝到了甜头。“今年我们将加快自主创新的步伐，进一步提升产品附加值。”上海鼎天纺织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潘申洪指出。据介绍，自坚持自主创新以来，该公司的订单量明显增多，预计今年将增长50%，其中30%来自欧美市场。

这家定位高端时尚产品的面料企业，近日在上海虹口足球场举办的新年首场大型招聘会上，成了受到求职者追捧的香饽饽，当其他展位还在为招不到人愁苦时，潘申洪一个上午就收获了100多份简历，尽管他们这次一共只招12人。

产业转型谈何容易

加快产业升级转型被业内视为破解沿海地区 “用工荒”的根本之道，然而，对于大部分企业来说，转型谈何容易。

“这些年来，温州一直在探索产业升级转型之路，但步伐缓慢。”周德文说，“用工荒”现象确实能够为加速产业转型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对于大部分中小企业而言，升级转型都还比较困难。

“升级转型需要技术的支撑、人才的支撑，目前大部分温州中小企业还在求生存，根本不可能去转型，不转还能勉强生存，一转可能很快就死掉了。”周德文指出，目前传统产业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通过升级转型被淘汰掉，估计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温州传统型产业还是会长期存在，政府对中小企业要正确科学地引导，不能盲目要求其转型升级。

在周德文看来，提升比转型更重要。“温州市政府极力鼓励企业走向产业联合，引导龙头企业整合中小企业，只有拧成一股绳，才能具备抗风险的能力。”他指出，在整合的基础上实现行业提升，增加自动化程度，引进国外流水线，这样才能节省劳动力，提高产品技术含量，使企业更具竞争力。

他认为，升级是为更好地转型，有条件通过整合升级的企业可以适当转型，培育新兴产业，拉升产业链，从而减少劳动密集程度，减少用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张娟娟）

使用“廉价”的“学生工”作为“用工荒”时期压制成本的“替代劳动力”，绝非解决当前转型背景下劳动力需求的正途。同时，无论是“学生工”还是农民工，他们作为劳动者都应该获得应有的权益保障。

来源：半月谈网  （记者 林洁） 编辑：杨鑫 许银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