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晨在北京的家中向记者亲切地询问西藏的发展状况。记者 张黎黎阿孜古丽 摄

十月的北京很美。

天空蓝得一泻千里。风是暖色调的，摇晃着树叶，抖落无数细碎的阳光。

香山下，中国军事科学院的一个退休基地大院里，一个温暖的下午，我们见到了十八军老战士吴晨。

“接到你们打来的电话，我很激动，我连夜写了一个小提纲，一直写到第二天凌晨……一转眼西藏和平解放快60年了，和你们说说西藏往事，是一种责任。”

现年83岁的老将军身材高大、精神矍铄，十分开朗豪爽。跟我们聊起西藏，他像个孩子似的兴奋不已，滔滔不绝。吴晨说他现在每天都要看“西藏新闻联播”、《西藏日报》，还要上中国西藏新闻网，看到现如今西藏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吴晨说，他很想再回西藏看看。“可是我这身体条件不允许啊……”老将军无比遗憾。

吴晨在北京长大，出身书香门第，却在西藏度过30年的军旅生涯。

16岁时，因为不堪忍受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统治，吴晨和哥哥、表姐、表妹，一行4人瞒着家人，一路辗转到太行山参加了八路军。1950年进藏，1973年任西藏军区副参谋长，198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0年以中国军事科学院副军职研究员身份离休。

解放西藏：对西藏、西藏人民的热爱给予我们力量

“和平解放前的西藏人民实在太苦了！”

说到旧西藏的西藏人民，老人几度哽咽。“进藏后，每每看到农奴被农奴主欺压得那么惨，我们就忍不住落泪、难过啊！”

昌都战役后，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考虑到西藏的特殊情况，中央决定，对“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不予变更”。战士们经常看到农奴主毒打农奴的场面，却爱莫能助。有一次，一个农奴实在是饥饿难忍，拿了点儿农奴主的青稞，被发现后遭到了农奴主的残酷用刑。

“我们亲眼看到农奴主熬了一大锅的酥油，待酥油熬得冒烟了，农奴主拿斧子把农奴的手指剁掉，往酥油里蘸，血是止住了，可是农奴疼得死去活来，那场面惨不忍睹。”战士们看到这种残忍的场面，回去后纷纷落泪。“我们的战士大多是穷苦人家的孩子，进藏后看到西藏人民过着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生活，还要挨农奴主毒打，激发了战士们的阶级感情，他们多么希望西藏人民也能像内地人民一样在新中国快乐地生活。”

十八军将士严守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群众纪律，主动为人民群众做好事、解难事，深受群众拥护和爱戴。“西藏人民是很纯朴的，哪怕你给他挑一担水，在他生病的时候带他去看个病，他都会一直记着你、感激你！”吴晨回忆道。

修川藏公路时，民工都是有工资的。“我记得第一次给民工发工资是在米拉山脚下的草原上，民工们拿着大洋，个个都流着泪。”当时的农奴，祖祖辈辈给农奴主支差，从来就没有领过工资。领到工资之后，民工们点起了篝火，彻夜跳起锅庄舞，他们唱着“毛主席是太阳，藏族人民是月亮，月亮围着太阳转，太阳出来万物能生长……”一连跳了两天。第三天突然不跳了，民工的情绪都很低落。了解情况之后才知道，带领民工的头人把民工的工资都收了。后来解放军几番交涉，不少头人将收走的工钱退还给了民工，民工们感激地落下热泪——共产党是穷人的主心骨，“金珠玛米哑咕嘟（解放军好）！”

进军西藏的路途，不仅艰险，更是艰苦。“我们从昌都到拉萨，走了一年，光饿肚子就饿了半年，饿着肚子行军。”由于公路还没修好，后方的粮食和物资都堆在昌都，运输十分困难，只能用牦牛驮。“从甘孜驮到拉萨，大米成了绿（发霉）的，都成块儿了。”

“我们从昌都到拉萨，翻了十多座海拔超过5000米的大山。”比如县的冷拉山海拔6000多米。进藏部队在翻越冷拉山的时候是8月底，由于空气稀薄，连马都喘不过气。战士们到了山顶的时候，几个女同志倒下了，战士们就背着走。上山难，下山更难。等到下山的时候，几个营的战士坐在背包上向下滑，由于速度太快，有些战士一下子扎到了山脚下的雪窝子里，找不到了，长眠在了那里。

“当时那真是苦啊！”说到这些，吴晨的眼睛盈满泪水。他说，尤其是女同志，爬完雪山蹚大河，男同志好办，脱了裤子穿着裤衩就过去了，女同志只好穿着棉裤蹚，从河水中出来，棉裤都成了冰棍了。很多女同志都得了妇科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