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

入世十年，中国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在国内面临转变发展模式的压力和国际环境进入后危机时代的大背景下，推动中国持续高增长的“要素红利、市场化改革红利和全球化红利”逐步衰减，中国亟需谋变应对新的挑战。

与十年前相比，当前纠结于复苏与平衡的全球经济，越来越凸显其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其中的挑战和机遇何在？

对外经贸大学教授、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薛荣久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指出，世界经济从顺利发展到出现金融危机，经济结构和格局出现大调整，经济秩序出现紊乱，表现了一些新特点和新问题：一是经济全球化从高速发展到停滞状态，贸易保护主义兴起，自由贸易受到非议，世界已有经济发展模式和信条受到质疑；二是美国经济不景气，美元地位受到挑战，世界经济火车头拉动力减弱；三是世贸组织多哈回合久拖不决，对世贸组织期望减弱，地区经济合作兴起；四是世界共同问题如环保、气候、资源、反恐等问题出现；五是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和平崛起，日益受到世界关注；六是各国关注点变化，更重视就业、扩大出口、实体经济发展和资本回流。

薛荣久认为，世界经济从中速到低速发展，从比较稳定到大调整，从部分动荡到整体动荡，给中国同时带来挑战和机遇：其一，与世界经济贸易大国矛盾加大、加深，但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合作范围也在加大、加宽，合作的手段在加强。

其二，来自外部的各种影响如资源供应、投资渠道、货币汇率、价格变化和信息网络等加大，不能独善其身，决策自主权受到一定影响，但中国也开始能够对其他国家和国际机构的决策产生更大影响。

其三，中国需要承担更多国际义务：如联合国维和、世界经济组织改革、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发展、全球问题解决和救灾等，但中国的权利也在相应增加，影响得到扩大，同时也在积累经验。

其四，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同步，经济波动、汇率波动和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出现，这些问题的出现也是中国改革的机遇，如何绕过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

其五，外部市场环境相对恶化。保护主义情绪上升，民族主义和右倾思想出现，对贸易、投资和人员流动不利，给中国“走出去”带来不利因素。

其六，对世界经济运行、体系、秩序等的认识还不深入，有时被动，反应滞后，应对能力不强，经验不足。

面对这些机遇和挑战，正如“十二五”规划纲要所指出的，适应我国对外开放由出口和吸收外资为主转向进口和出口、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新的开放领域和空间。

纲要指出，这一方面要求扩大和深化开放，包括沿海开放、内陆开放和沿边开放；另一方面也要求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推动外贸发展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高转变、从成本优势向综合竞争优势转变。

任务艰巨，但薛荣久认为，从过去十年的经验看，对中国有信心，首先是因为中国决策领导层有忧患意识、国际意识，能高瞻远瞩，集思广益，政府决策能代表广大人民利益，有一定权威性；二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民营企业兴起，国内市场潜力巨大；三是对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认识逐步深入，企业走出去、经济、军事、党务、文化、援外等外事活动的开展，日益强大的智库研究力量，为科学决策奠定基础；四是逐步学会和掌握了应对国内外各种危机的本领；五是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提高，世界对中国的期望加强，作用空间加大，整体谈判能力加强，中国的自信心也在增强。

加快构建和完善体制机制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薛荣久注意到，这比原有提法“开放型经济”多了“体系”这两个字。

他对本刊记者分析说，对外开放是一个长期的政策，是中国的国策；“体系”两字的加入，把中国整个对外开放整体化，把所有对外开放的各个部门、各个领域协调、机制化，是一个重大的发展。

内外联动是这一体系的立足点，是把对外开放同促进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结合起来；互利共赢是纽带，互利、共赢的新理念应渐成共识，在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各个层面和参与体都要落实和贯穿这种理念；安全高效是体系效益衡量的基点，所谓安全是指不伤害国家整体发展，高效是指能够提高中国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