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权是出租车公司的安身立命之本。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薛兆丰曾分解过出租车收入分配的要素：政府控制着经营权的发放，没有特许经营权想参与运营，就是违法，要受到制裁。因此，出租车运营收入的一部分就是特许经营权带来的收益。

得到经营牌照的公司或个人拥有了经营权这一“生产资本”，只需将出租车包给司机，每月收取“份子钱”作为收益，司机付出劳动，交完“份子钱”，剩下的钱才归自己。

一直以来，“份子钱”一直是司机心里的痛，而在增加出租车司机收入的路径选择上也一直有着涨价还是降“份子钱”的不同选择。而收取“份子钱”的主要依据就在于出租车公司手里的特许经营权。

虽然政府发放经营权是无偿的，但在实际运营中附着在每一辆车上的经营权，也就是牌照，相当值钱。

北京一家出租车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附着在一辆车上的经营权，大约价值为20万~30万元，远高于一辆出租车车辆的购价。“北京没有放开牌照买卖，这个价格是从企业并购中推算的。比如并购一家100辆车的企业，价格比企业拥有的车价和其他资产高出两三千万元，由此估算一辆车牌照的价格。”

这还不是牌照的真实价格。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由晨立认为，由于出租车市场不开放，北京出租车牌照的估价远低于实际价格，“如果现在一个黑车司机捧着钱就可以买到牌照，其愿意付出的价格，才是牌照的真实价格。”

在厦门、温州等地，一个出租车牌照动辄超过百万元。

这次北京市对出租车行业动的“刀子”，就碰到了这个行业的根本——经营权。原本固化的“铁饭碗”可能端得不那么轻松了：按照考核，服务质量高、经营状况好的企业将适当多获得经营权；对管理不善，投诉率高的企业，经营权可能被削减甚至收回。

中国道路运输协会秘书长王丽梅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任何行业都不应存在“终身制”的无限经营权，这让政府和社会的监督很难进行。让经营权流动起来，建立退出机制，有利于政府对企业的管理，也有助于提升行业服务水平。

改革如何服众

在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军看来，出租车行业的特许经营权及其利益分配是行业的核心。管制与市场自发力量之间一直在抗衡。只有打破垄断，让更多的车进入这个市场展开竞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打车难”的问题。

熟悉多地出租车行业的律师王振宇认为，完成上述转变，需要政府的智慧和勇气。类似放开经营权的举措，未必一蹴而就，要找准时机。

这次北京市的改革，让固化的经营权流动起来。不过，新的考题也接踵而至。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余晖看来，出租车经营出现的种种问题都源自出租车的经营权垄断。现在北京市存在很多“黑车”，说明市场有这个需求。但自1993年至今，北京市出租车数量一直没变。出租车公司对经营权长期垄断以致对其监管不力，产生管理乱象和乱收“份子钱”等问题。“现在市场上的问题是想进入的进入不了，为什么不放开个体出租车经营许可方面的限制？ ”

余晖说，让出租车经营权流动起来迈出了第一步，接下来更重要的，是对出租车市场经营权的放开。

他建议说，对经营权的放开应该实行摇号制，首先对申请经营权的公司和个人进行初步考核，包括技术、服务水平等方面，然后对所有通过初步考核的申请者进行摇号选取，保证公开、公平。

北汽集团原宣传部长张国庆告诉记者，现在固化了的收益模式，让司机负担油钱、修车和其他风险，出现投诉、拒载也是司机担着，公司没什么损失。让经营权流动起来，司机的服务水平一下就和公司利益挂钩了，“要是有司机被判定违规了，公司哪怕被削减一个牌照也受不了啊！为了减少损失，公司一定会拿出措施来。”

问题就在于，是否违规由谁来判定？如何保证公平？

在张国庆看来，如果还靠现有的执法队来做管理、裁判，改革方案很难落实。“靠人去抓、去治理，不仅费钱，最终还有不公平的可能：想整一个公司，就盯着这个公司的车抓呗。公司想‘铲分’就得花钱，寻租空间就来了。”

此有前鉴。张国庆说，本世纪初北京市也曾出台类似的严格考核政策，各公司当即加大了内部的惩罚力度防止司机违章，但同时也想尽办法“在社会上活动”。这个政策执行了一段时间，就渐渐销声匿迹了。

“靠人治，最终还会变成利益关系。规定制定得越严，只会让公司越来越听政府的话而已。”张国庆说，真正令人信服的办法是靠法治，比如在香港，违规的出租车司机可能会惹上官司。如果能够通过法院，由正规的法律程序来判定违章，才有法治的示范作用。老百姓期待的正向流动、提高服务，才能真正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