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人口计生委日前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显示:目前,我国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约为28岁,“80后”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劳动年龄流动人口的近一半。

与他们的父辈相比,新生代流动人口比较看重自己未来的发展,注重体面就业发展机会。其中占据主体的新生代农村户籍流动人口,大多数在城市成长,基本不懂农业生产,即使城市就业形势不好,他们也不大可能返乡务农。当前新生代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生活状态怎样?有哪些诉求?出路又在哪里呢?

新生代农民工诉求出现新变化

来自湖北省的张新伟,现在是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个体商贩,每年有十几万元收入。虽然收入不错,但业余时间一直在自学文化课。他想今后有机会考大学,留在北京。“挣得多一点儿少一点儿都不打紧,总不能一辈子让人把咱当个外来人啊。”他说。

“对流动人口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渴望被尊重和被认可的愿望更强烈,在关心工资高低的同时,工作环境、教育、培训及精神需求越来越成为诉求重点。”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说。

当前,流动人口普遍缺乏归属感、荣辱感。翟振武说,特别是新生代流动人口主要以“80”后、“90”后为主,相比上一代,他们接受和学习新事物的能力更强,他们在融入社会时的诉求经常会出现新变化和新动向。

20年前从四川广安只身来北京打工的李广明告诉记者:“我们那个时候主要是为赚钱,住的、吃的都不在意,但现在出来打工的年轻人很看重工作环境和娱乐生活,如每天只能工作8小时,一星期至少要休息一天等。”据了解,企业是否提供住宿、住宿条件及子女生育等问题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考虑的重点。

此外,新生代农民工对业余文化精神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记者采访了解到,凡有球场、图书馆、网吧等设施,或注重企业文化的企业明显受外来务工人员欢迎。

城市资源供给与需求矛盾突出

记者了解到,目前不少地方采取了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措施,改善他们的生产生活环境,但距离流动人口特别是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实际诉求还存在不小差距。

目前,各城市的教育、医疗经费划拨,以及城市土地的规划等大都是按照户籍人口的规模来制定。如广州的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资源配置主要以户籍人口数为基础依据。现在要让700多万流动人员与户籍人口享受同等的资源配置,实现起来就有很多难题。

北京市流管办负责人说,北京目前最大的压力是人口规模调控问题。流动人口高峰时进入数据库的人口达到800多万,给北京的住房、交通、教育、医疗等带来巨大压力。

此外,部分地方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部门反映,流动人口信息不清也制约了政府的资源统筹和配置。目前,各地流动人口登记数据没有统一的协调机制,公安、计生、住建、旅游等部门都各自统计自己的数据,相互之间不符,加上很多流动人口没有及时登记,导致统计数据与实际数量相差较大。

“清楚的数据是满足流动人口需求最基本的需要,如果连有多少流动人口、构成情况都搞不准确,又怎么能清楚该建多少学校、幼儿园,建多少住房呢?”翟振武说。

科学引导、完善服务才是出路

采访中,公众普遍对流动人口给当地发展所作的贡献高度肯定,同时对应对流动人口带来的服务和管理问题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院长蔡禾认为,近年来,党和政府践行以人为本理念,加大民生投入,客观上也提高了部分流动人口的预期和利益诉求。因此,首先应该认清人口流动大趋势,重点关注流动人口的增长型利益诉求,同时政府和企业需要整合资源,优先解决其最关心的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诉求。

有关人士建议,流入地政府应注重对流入人口进行引导,使人口总量与本地社会服务能力相适应。如地区间可坚持规划优先原则,将本区的产业规划向社会公布,明确提出产业发展和人才需求方向,这样可以增强流动人口流入的有序性,提高就业率,保障流动人口生存状态。

翟振武说,目前,新型的城市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还未完全实现,管理体制有待建立,建议加强人口流入和流出大省间合作,探索解决教育、医疗保险新机制,打破区域限制对提供服务的制约。

“目前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到了结婚生育的年龄,如果能解决教育问题,就意味着他们全家可以团圆,有助于他们稳定下来。建议在公立学校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整合民办学校资源,通过补贴和购买教师岗位等办法增加流动人口子女学位。”蔡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