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宁的选择并非个案，近年来，户籍、劳动合同、社会保障等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劳动者的就业选择。最近应届高校毕业生正在集中找工作，不少用人单位的人力主管坦言，能否解决户口特别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户口，是大学生决定最后是否跟用人单位签约的一个重要因素。

专家认为，决定劳动者就业稳定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劳动者对未来的预期是否乐观。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宁光杰教授表示，决策部门在着力提高劳动者工资水平的同时，应保障农民工、外地务工者享有与城市人口、本地人口一样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使他们从流动状态转为稳定状态。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认为，应着力构建新的劳资关系，彻底改变过去“只取少予”的劳资关系，鼓励和引导企业加强劳动力保护，形成新的劳资关系，善待劳动者，创造劳资两利的新局面。

公平竞争——

人在社会中得到平等对待，才更有可能产生幸福感

徐建刚是广州一家事业单位的员工，月薪6000元左右。“工资看似不少，但一遇到高房价，才知道工资的含金量有多少。”徐建刚说，2009年由于考虑要结婚，他在父母的资助下买了一套90平方米的两居室。打这儿起，50万元的贷款让他不得不将消费水平一再压低，每天都觉得生活压力很大。

为改变这一窘状，徐建刚曾尝试多种方法赚钱：搞过一阵子网店，后因精力不济、无法保障上网时间而作罢；又与朋友合伙投资开咖啡店，最后因经营不善而关门大吉。

对这些挫折，徐建刚倒看得很开，认为市场经济中就要自负其责、愿赌服输。但他对自己在单位的工作却颇有怨言：“我在单位属于编外人员，与那些有正式编制的人相比，薪水、福利差别都很大，提拔晋升的机会更是渺茫。现在想想，除非哪一天自己撞大运，否则就只能这么熬着。”

拼尽全力却很难获得“幸福感”，其中可能包含个体的、主观的因素。如果自身不努力或努力之后也不达标，再上一层楼自然不易。但是，如果不是个人因素而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那就值得重视了。

改革开放以来，原来阻碍人们合理流动的一系列制度和社会政策，例如家庭出身、所有制等等，有的已经退出历史舞台，有的日渐式微。但一些制度性障碍，例如计划经济时期留下来的部分人事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等，有的正在改革，有的基本没变，至今仍在起着阻隔作用，使社会流动渠道不能畅通。

近年来，教育成为现代社会流动的主要机制。然而，1999年高校扩招后提供的更多高等教育机会，却并非如扩招之初人们想象的那样，全面惠及社会底层家庭的子女。由于扩招后高校全面收费和就业难的出现，普通家庭子女通过教育改变命运越来越难。从流动成本来看，许多农民工干得多挣得少、工作环境恶劣、生活负担日增，不但他们自己难以向上流动，就连他们的子女向上流动的渠道也越来越窄。

专家认为，人在社会中只有得到平等对待，才更有可能产生幸福感。例如，如果升职竞争是一个公开、透明的过程，就会减少很多职场人的抱怨；如果升职过程中存在种种“潜规则”，让人不得不借助请客、送礼、拉关系等行为去迎合领导，焦虑感就会产生。规范权力运行与增加经济收入一样影响着幸福感，只有让社会公平正义得到声张，人们的幸福才更有保证。

（文中部分被采访对象采用化名）

来源：人民日报   编辑：许银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