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

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10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

五中全会将集中讨论审议“十二五”规划建议，勾勒出我国未来五年经济、社会、民主民生方面的发展路径与图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由此牵动着社会各界的期盼目光。

此前的9月16日，胡锦涛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的致辞中首次提出“包容性增长”的概念。这一包含“让更多的人享受全球化成果、让弱势群体得到保护、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持平衡”等深意的新概念，是否会如某些观察家的预测，被写入“十二五”规划，也颇为引人注目。

另据悉，此次全会还可能涉及一些人事变动事项。“比如根据《党章》，中央委员的递补等人事变动，要根据条件和需要，须召开全会决定，等等。”中央党校党建专家叶笃初教授近日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

“十二五”具有决定性意义

9月28日的政治局会议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

“正如高层判断的那样，继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社会制度转型’和始于1978年迄今仍在攻坚的‘经济体制转型’之后，当今中国正面临着‘第三波历史性大转型’。此次转型将是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在内的‘全方位发展模式’的转型”。经济学家、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常修泽认为，“它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强调当前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可以‘大有作为’，就是要求不能按部就班、不疼不痒地做事，而是要抓住机遇干大事，集中精力解决改革开放中战略性的关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的重大问题”，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副院长刘春教授对《瞭望》新闻周刊说，“比如经济方面的‘调结构’、社会发展中补足‘民生短板’等问题”。

“中国应紧紧抓住历史给予的机会，将发达国家一两个世纪的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过程浓缩到同一个时代，从而形成与发达国家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常修泽说。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央要求“十二五”规划的制定和实施，须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推动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化改革开放，保障和改善民生，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

“从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2020年完成这个目标，目前已经‘赛程过半’”，刘春说，“‘中后程’往往具有决定性意义。而‘十二五’期间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中后程’，是承上启下地解决关键性问题、作出决定性贡献的重要时段。‘十二五’规划的重要性由此更为凸显。”

中央强调，全党同志要增强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科学把握发展规律，主动适应环境变化，有效化解各种矛盾，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抵御风险能力显著提高。

“必须正视，当前中国发展模式上还有较大缺陷”。常修泽举例说，比如在对待人的发展问题上中国还属于“低端人本”阶段，工业化方面还是一个“创新小国”，城镇化方面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突出，国际化方面对外出口依赖度过大，体制支撑方面一些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的改革仍然滞后，特殊元素方面劳动力成本优势渐失。“这些现实国情，都在提醒全党要认清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在增强机遇意识的同时，特别注意增强忧患意识。”

“越是干大事的时候，越要注意可能出现的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有时这些风险和挑战是难以预测、不可回避的”，刘春说，这也是中央提醒和告诫全党主动适应环境变化、时刻保持风险意识、增强忧患意识、提高抵御风险能力的深意所在。

定调“十二五”方略

中央全会在党的历史上通常都有重要标识意义，这固然缘自党章所赋予的地位，同时又取决于它所作出决定内容的战略性质。“在党内领导干部和部分学者中，视中央全会为‘出战略’的地方，并不过分”，叶笃初说，这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党的十六大后各次中央全会表现尤为明显、突出。

近年来，通过定期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的平台，党先后讨论和作出了包括坚持科学发展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和具体决策部署。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十一五”规划建议、十六届六中全会的社会和谐部署，十七届四中全会的进一步推进党的建设决定，以及即将召开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的“十二五”规划建议的关注度达到了最高值，就是很好的证明。

此次五中全会将集中听取、讨论和审议通过“十二五”规划建议。据《瞭望》新闻周刊了解，“十二五”规划的主基调是“加快经济方式转变”，从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入手，在健全市场配置资源机制、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创新公共服务体制等方面，提出重大改革任务。

常修泽认为，“十二五”规划将为我国全面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奠定体制基础。未来几年，中国发展转型的基本方略将围绕“人本、绿色、创新、协调”的主线，推进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社会和谐化、生态文明化，以及价值观的先进化和多元化。

据本刊记者了解，全会召开在即，有关部门和一些主流媒体已经着手部署围绕全会的新闻报道。报道重点包括要求把握全会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解读“十二五”规划建议，深入阐述其指导思想和原则，明确其总体目标和任务以及战略部署，深入明确“十二五”背景和重要意义，描绘未来五年国家发展的宏伟蓝图，等等。

“总体来看，虽然每次中央全会内容各有侧重，但在整体上紧密联系、互相衔接，贯通着始终如一的鲜明主题：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提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伟大目标的历史任务。充分表现了我们党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深刻认识和科学把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持续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前推进的努力。所有这些，事实上构成了2012年将要召开的党的十八大所赖以为据的重要背景”，叶笃初说。

回望“十一五”成绩斐然

在讨论“十二五”规划建议的同时，五中全会也将总结“十一五”规划的完成情况。

过去的五年，是不平凡的五年。受访专家认为，“十一五”期间，党和国家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背景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自然灾害、处置突发事件能力大幅提升，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典、上海世博会等重大活动，高度重视民生、以人为本、保障人民的切身利益，取得了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新胜利。

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等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给出了这样的评价：在经济增长和提高人均实际收入水平方面，“十一五”规划的目标实现得较好，包括教育、医疗等在内的公共服务领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社会保障水平有明显提高。

胡鞍钢说，在22个主要定量指标中，“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数”等15个指标属于“超额完成”或“提前完成”。突出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人均GDP增幅高于预期。在“十一五”前期，中国抓住有利时机，取得较快经济增长。2006年～2009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10.7%，大大高于“十一五”规划所要求的7.5%，到2009年中国已提前实现“十一五”规划所要求的经济增长目标。

由于这一时期中国总人口的年均增长率被控制在5‰左右，远低于规划8‰的年均增长率，这使人均GDP的增长率达到了10.2%，也大大高于6.6%的预期增长率。如果201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9%，而人口增长率仍然保持5‰，“十一五”期间的年均GDP增长率和人均GDP增长率将分别达到10.36%和9.82%，分别比预期目标高出2.87%和3.2%。

二是，公共服务、人民生活指标完成较好。在这一类指标中，约束性指标有2个，即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数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预期性指标有6个：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五年城镇新增就业、五年转移农业劳动力、城镇登记失业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近几年来，由于各级政府对于改善民生的重视，这些指标大多完成得较好，尤其是两个约束性指标，目前已完成“十一五”规划目标。在预期性指标中，由于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较好的经济增长，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008年已实现或接近实现预定目标。

在就业指标方面，“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5%，因为控制标准相对较宽，目前看来能够实现。在成功解决世界1/5人口吃饭问题后，中国还在过去4年创造了世界最大规模的人口就业。

三是，节能减排成绩突出。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杨伟民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节能从“九五”计划提出，环保从“十五”计划提出，但“十一五”规划把它作为约束性指标提出，并将具体指标分解到各个地方作为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

近些年，我国采取大力淘汰落后产能、推广节能减排新技术等一系列措施，尽管去年第四季度和今年第一季度有所反弹，但主要污染物的两个约束性指标基本能完成。经过努力，“十一五”单位GDP能耗降低20%的目标也能完成。

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认为，现在中国是能源效率提高最快和污染排放减少辐度最大的国家。单位GDP能耗和化学需氧量(COD)也有望在“十一五”末实现预定目标。中国所减少的能源消耗量将在6亿～7亿吨标准煤，折算下来二氧化碳的减排量在16亿吨左右。从国际上看，中国的节能减排成果令人瞩目。

全会实现“双向沟通”

根据《党章》，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委员会执行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领导党的全部工作，对外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年至少举行一次。

叶笃初教授表示，中央全会通常的议程是听取中央政治局报告工作、讨论并决定党的重大问题，等等，这种体制自党诞生之初即从法规上得到确立。“从1989年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这种中央全会领导制度日益趋于正常完备，步入成熟的民主化、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

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把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会报告工作列为全会的第一项议程，表明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增强党的活力的努力。屈指算来，这一工作制度至今践行了7个年头。“中央报告工作制度日趋巩固、完备、成熟。我们发现近几次报告，从思想内容到文字风格上都有显著进步，更显诚恳、严谨、务实，思想理论更具前瞻性，对实际工作的指导性显著增强”，叶笃初说。

近年来，随着党务公开、党内民主建设的推进，每年例规举行的中央全会，均以前所未有的透明、公开方式，在第一时间公布消息或发表文件，并通过网络等现代传播方式，接受广大党代表、普通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监督。近几次全会工作报告也都以正式文书档案形式，在党的《重要文献选编》及授权书刊上公布，有的还做成电子书或网络版供国内外群众阅读、传播。

这些努力显著拉近了广大党员同中央领导的距离，拉近了社会各界包括媒体舆论同执政党的重大政治动向的距离。“这在我们党的漫长发展历史中，确有盛况空前之感”，叶笃初说。

“一种具有广泛群众性和社会性的日趋走近中央全会现象，成为新世纪当代中国政治的最新景象，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突出标志。”叶笃初说，人们越来越趋走近中央全会之日，亦即党和政府以主动姿态，努力实现经济持续发展，扩大民主、改善民主之时，这绝不是偶然的。“在这种情况下，党务公开，从封闭走向开放，而社会公众对执政党关注，从疏离到知悉，乃至接近和参与，这是势所必然。”

如果说是人们关注中央全会，何尝不是中央全会贴近人民，然而仅有一种党的主动，还不足以形成这种局面，同时需有人民的主动。“党的主动得益于明智，人民的主动得益于开化。二者结合互为因果、构成富有以人为本深意的积极的‘双向沟通’，加上不可或缺的媒体的中介及传播作用，从而形成一种顺应时代潮流的政治生态进化”。叶笃初说，所有这些，最终当然都是由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和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所决定，是坚持党的领导和维护人民主体地位的执政理念的必然结果。

对于中央全会的关注，必然也就带动了对公众所在地方和部门工作的关切。受访专家认为，一个地方、部门的成熟的领导者，应当有意识地把这种趋势和现象作为宝贵资源去加以推进和强化，使自己处在更加主动的的地位，带领民主政治的健康前行。

自今年年初，中央各部门，地方从省、区、市到县领导，纷纷到第一线进行摸底调查、核实数据，特别是倾听基层干部、群众对社会经济发展意见，对人民至为关注的物价、住房、医疗、教育以及环境等突出实际问题着手“标本兼治”。

“其间频频发生的意外灾害，更促使人民要求愿望凸显出来，也使‘十二五’时期党和政府努力顺应人民期待的新要求凸显出来，这确是五中全会题中应有之义”，叶笃初认为。

7月2日，政治局会议为五中全会作重要准备之中已然宣布，要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9月28日的政治局会议又对此再次加以强调。“事实表明，有关民主、民生内容的多少，同社会公众的关注程度是成正比例的。由此，再次证明人民是讲求实际的，党的决策也必须是求真务实，才能受到人民关注拥护”，叶笃初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