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来的实践表明，公众参与确实为受困于执法不严的污染防治注入了新的动力。在信息公开形成的公众关注的压力下，先后有上百家企业与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合作，其中多数说明了自身出现的环境问题。甚至还有20多家企业开展了第三方环境审核，以向公众证明其达标状况。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与“自然之友”等20家本地环保组织参与监督审核的过程，促进了企业改进其污染控制和环境管理。

虽然“绿色选择第三方审核”是基于环境专业机构的审核标准和流程开发的，但它不同于传统的环境审核。“基于对审核市场中存在的问题的认识，我们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要求，即绿色选择审核的过程需要有环保组织的监督。”马军说，“当然，只要我们确定审核的流程是正常的，环保组织不会干预专业机构做出专业的判断。”

中国水污染地图数据库对供应链管理的作用已经引起了一些大型企业的关注。2007年2月，当上海松下电池有限公司在得知公众对其超标排放问题的反应后，与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进行了积极交流，同时进行了大力改进。当年8月，在“自然之友”等21家参与发起绿色选择倡议的环保组织均无异议的情况下，上海松下公司的超标纪录成为第一条从水污染地图数据库删除的纪录。

在绿色选择供应链管理体系推出后，沃尔玛公司作为全球最大的零售企业，自2007年起与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展开多轮会谈，了解数据标准、更新状况以及使用方法等问题。通用电器、耐克，以及香港的溢达等大型企业也都积极地通过污染地图数据库来管理和识别他们的供货商。

企业会在污染地图上定期搜索，而在和新的供应商签合同前，也要看这两张地图，并进行搜索，确认供应商没有环保处罚问题。在这样的压力下，越来越多的供货商前来沟通并说明情况，而他们所提交的解释和政府后续监管记录也被刊登在了污染地图数据库。

在绿色选择供应链管理体系中，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开发的第三方审核流程也起到了关键作用。近期开展的6次绿色选择审核，多数都是在客户企业的明确要求下开展的。这其中既包括外资企业，也首次出现了中国的国内企业。

很多的企业正是通过这种公众参与的方法，变被动为主动，积极地整治和改进自己的环保设施，使自己的污染信息从数据库中消除，这既维护了自身企业的声誉，又保护了生态环境。

“我们的挑战，一方面是不断持续更新完善我们的数据库，保证其全面性，同时在海量信息的整理中确保标准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是不断加强自身的专业性，以便能更加有效地促进政府、企业和公众互动，并将公众参与污染治理引向深入。”马军说。

信息公开指标体系集纳多方智慧

“我们拿数据来说话”

污染地图是建立在中国政府不断扩展的环境信息公开基础上的。马军认为，公众参与受惠于这一进展，同时也应该为推动这一进程提供动力。2009年5月1日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实施一周年的日子。为评估信息公开元年环保部门的表现，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开发了一个污染源信息公开指标体系，目前正和知名的国际环保组织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合作，对上百个城市的污染源信息公开状况进行评估。

为保证评估体系的科学性，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和NRDC请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的环境法、环境经济专家一起进行论证。来自政府负责环境监测部门的专家，环境政策研究专家和资深媒体人士都有不同程度的参与。之后，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也向其他专家发送评估报告并征询他们的意见。

与“绿色选择供应链管理体系”一样，信息公开指标体系的基础同样是环保NGO持续不断的数据收集和整理。即使是这样，对上百座城市污染源信息公开状况的评价依然工作量十分浩大，难度也相当大。“我们希望做更多的定量分析，希望拿数据说话，这就意味着评估需要建立在对大量数据整理和分析的基础上，并且要交叉核对，后续工作很多，很细微。”

指标体系的评价工作使得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的同事们在日常更新数据，和企业交流互动，监督第三方审核并撰写报告外，又增加了一项艰巨的任务，“感到欣慰的是，我们的工作效率绝不输于我所了解的一些私营部门。”

《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明确赋予公民申请公开环境信息的权力，它规定“环保部门必须在环境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以便民的方式公开政府环境信息，在15个工作日内对公众获取信息申请作出答复。”

为评价新法规的执行情况，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工作人员同时向上百个城市的环保部门发出申请，申请公开污染企业的相关信息。而各地反馈差别很大，其中约1/5的政府部门提供了申请的信息，但“有的地方政府工作人员称不知道政府信息公开的要求，有些在沟通中称只对其它政府部门的信息查询申请进行处理，有些干脆说需要为企业保密。”马军有些无奈。

虽然信息公开依然处于起步阶段，但马军介绍，环境信息公开在过去一年间已经取得了进展。在长三角等发到地区，上海和江苏、浙江的一些城市已经开始较为系统地披露企业污染记录，而武汉等城市甚至开始实现在线监测的网上披露。

马军希望能系统收集不同地区在信息公开方面的良好案例，推荐给其它地区的政府部门去分享。“这些案例源自现实的操作，因此在中国现行的社会条件下具备可行性”。马军说。

编辑：肖亭 来源：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张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