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家柳沟村只是山东省莒南县县城东北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然而，50多年前，这里的300多户农民却个个是明星，他们的“识字经”更是全国争先效仿的典型。

新中国成立伊始，全国6亿人口中有4亿多是文盲，相当于总人口的80%，农村的文盲率更是高达95%以上，有的地方甚至十里八村都找不出一个识字的人。

“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但如果不识字，做睁眼瞎，就不能在文化上翻身。”当时在教育部负责成人教育事务的老干部李吉元说。为此，党中央迅速作出决策、部署。1950年，第一次工农教育会议明确指出：“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当年，高家柳沟村全村只有9个人识字。合作社找到其中７人作记账员。可他们识字不多，社员的名字、农具、肥料等很多都写不上来。他们只好用画圈、画杠代替，时间久了，圈杠满天飞，成了一笔糊涂账。

迫不得已，高家柳沟团支部创办了记工学习班，想尽办法组织社员学识字。社员们从学写身边人的名字开始，逐步学到土地、农活和各种农具的名字。初春了，他们边春耕边学习“春耕”这个词；推车送农家肥了，他们就学习“车襟”“推车”之类的词。

为了防止“不用就忘”，学员们利用劳动间隙，在田间地头开起了学习班。2个半月过去，参加学习的115名青年中有19个能当记账员，92人能记自己的工账。得知高家柳沟村的扫盲工作，毛泽东同志十分高兴。1955年12月，他对该村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作了亲笔批示。

“很快，各地纷纷开始编写扫盲教材，举办形式各样的扫盲班，扫盲运动被推向高潮。”李吉元回忆说。

195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扫除文盲的决定》的发布将扫盲工作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第一次把扫盲作为国家发展大计。

国家获得独立、民族获得解放，点燃了人民群众对知识的渴望，激发了人民群众对学习的热情。在扫盲运动中，各地基层群众创造出很多很好的教学形式。例如，工矿企业采取“长班短班结合、集中分散结合、脱产业余结合、自学辅导结合”等形式，农村采取了“农闲多学、农忙少学、大忙放学、忙后复学”等形式，做到了“学习方法大家找，怎么方便怎么好。安排活茬挤时间，能学多少学多少”。

到1957年上半年，全国原有文盲中已有2200万人脱盲，并已有160万人达到高小和初中毕业文化程度。广大的工人和农民学习文化后，生活和生产方面都发生很大的变化。许多学员在扫盲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文化技术，成为新中国建设生产一线的骨干。

国家语委副主任、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司长王登峰说，1958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紧密部署下，一套基于我国国情的《汉语拼音方案》颁布，进入小学生课堂。由此，全国持续进行的扫盲运动又迎来了学习汉语拼音和普通话的热潮。

“汉语拼音好处大，帮助我们学文化。我们大家欢迎它，治好了几十年睁眼瞎。”在当年被推崇为汉语拼音学习模范的山西省万荣县，很多年过八旬的老人仍然记着这首用汉语拼音读会的诗。

在汉语拼音的助推下，截至1964年，全国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下降到了52%；1亿多人摘除了文盲的帽子。然而，文革造成了我国扫盲工作的停滞，使一部分好不容易“脱盲”的群众重新进入文盲行列。直到上世纪80年代，我国的文盲仍有2亿多。

但是，党和政府对扫盲的重视从未停止，国人对识字的热情从未消退。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我国的基础教育事业突飞猛进，扫盲工作也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编辑：宁波 来源：新华网（记者 吴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