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村里一些“怪现象”得不到解决，一个名叫佟凤奎的中国农民曾在10年里上访了200多次。直到2004年，县上实行“阳光办案”，一下子解决了他提出的35个问题——都是富裕起来的农民操心的新问题，比如村里收粮不入账、土地被错误抽走、村官非法侵占财产等。

其实，最初，佟凤奎损失的钱并不多，很容易就能靠自己的努力赚回来，但他却为此成了“上访钉子户”，一定要讨回公平。观察家说，这反映出，中国的农民不仅仅关心自己的那一点儿收入，而且还关注大家的富裕成果不要被少数人侵吞。

佟凤奎的故事发生在中国东北部省份黑龙江西部的富裕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60年中，这个小县城因为特殊的名字和经历，多次登上中国的主流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新中国成立前期搞人民公社，贫富拉平；“文革”时期不谈“富裕”，只喊“战斗”；改革开放后组织农民搞副业生产，广受称赞；2004年提出“奶牛富民”，打造品牌……

村民们富裕了，但是，公平问题却变得突出。今年57岁的佟凤奎后来还被县里邀请担任信访调查“副组长”，这也是为了打击在富裕过程中出现的腐败现象，而采取的措施。

当代中国研究所学者陈东林说，富裕县的故事很有代表性，反映了中国社会对富裕观念的深刻变化。

在几千年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中国，“富裕”一直是中国人的朴素追求。中国的汉字“富”就是一个“家”字下面一个象形的“畐”，形容人吃饱肚子的样子；“裕”字则是左边“衣”右边“谷”，意指有穿有吃。

然而，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富裕才从少数人的权利变成所有人可能实现的梦想。

“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中国人是难以实现共同富裕的。”陈东林说，“新中国以前的几千年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

他认为，新中国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已经走过了三个发展阶段：1949到1965年，鼓励个体农民“勤劳致富”，再组织他们“集体致富”；1966到1976年“文革”时期，反对“个人致富”；1978改革开放以来，允许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了初步富裕的小康社会。

中国人的致富过程也给今年64岁的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让－皮埃尔·莱曼留下了深刻印象。从1949年在香港看到“中国难民潮”到1982年与中山大学的学生共赴迪斯科舞厅，再到2008年目睹北京奥运会，莱曼感到：中国发生的变化——不论是全球贸易和投资，还是其城市惊人的转型，确实令人“敬畏”。

在外界看来，中国的“变富”不仅表现在高楼大厦的增多、奢侈品消费的兴起和“富人阶层”的出现，城市居民在教育、保健和文化消费方面的支出也日益增加，并且越来越国际化。

法国艾德拍卖行副总裁弗朗西斯·布里斯特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现在对艺术品市场产生兴趣。“中国的经济主导地位也将带来一种文化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