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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烨谈新中国文学发展:作品极丰富 创作更自由 2009-08-25 10:45
新中国文学走过了漫长而又曲折的60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国庆60周年之际,记者专访了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白烨先生,与白先生共同探讨新中国文学发展有代表性的文学成就。 对新中国60年文学的辉煌成就白烨给出了一个总体性评价:从1949年到2009年的60年,新中国文学所发生的变化、获得的成就、取得的经验都是异常丰富和极其重大的。经过前后两个30年的探索与追求,文学在反映时代生活上,方法更多样,手段更丰富;党和政府在如何领导文艺事业方面,也获得了宝贵的经验,使“二为”“双百”成为基本方针与方法,并且坚持不变,在整体上文学越来越走向一种良性互动。 就文学创作成果来看,各种题材的作品达到了前所少有的极大丰富:标志着文学成就的长篇小说创作实现了长足的发展;代表着新兴力量的网络文学方兴未艾;活跃在文坛上的作家,从上世纪30年代人到“80后”,这些景象都是非常喜人的。 当谈到都市文学与都市生活的关系这一话题时,白烨表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都市文学产生于改革开放之后。而真正意义上的都市作家,也是在此之后才开始浮现于文坛。刘心武的《钟鼓楼》、王安忆的《长恨歌》、铁凝的《永远有多远》这些作品都是典型的都市文学。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文化逐步以一种独特的形态发展起来,它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价值观念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白烨认为,都市文学带来了大众审美范式的改变,青春文学、校园文学初登舞台,玄幻类、盗墓类写作获得市场认可,本质上也都是都市文化的变相体现。随着都市文学作家的成长成熟,都市文学一定会成为当代文学的主流构成部分。 当谈到网络上时兴的盗墓类、穿越类、草根讲史类小说时,白烨先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小说从写作角度看是写作自由与个性化,乃至平民化的一种表现;从阅读上看,是不同阅读需求在作品上分野、分众的一种反映。文学写作与文学阅读,都是精神个性化的产物,不能像以往一样定于一尊,归于一流。从本质上说,文学是志同道合者的艺术交流与精神互动,这种状况在过去是很难有的。 女性文学作为文学创作领域一个独特的类型,曾经引起了一股阅读热潮。对此,白烨认为,女作家与“个人化”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她们普遍摒弃宏大叙事,避绕重大题材,常从“儿女情、家务事”的日常生活支点切入社会,长于以小见大,善于以细腻的笔触、微妙的感觉,表达内在情性和抒发个人情感。与男性写作有明显区别的是,女作家不再纠结于“我们”的群体立场,而恣意把个体的“我”推向前台。 在张抗抗、毕淑敏、池莉等女作家的作品中,强势的个人表现与稀薄的社会生活形成巨大反差,她们更像是一群天然自在的“个人化”写作者。这种逐渐增多的“个人化”写作者,必将给整体文学带来相当大的影响,使文学创作更加多样化。当代女性在都市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愈来愈重要,都市创作在整体文学中的位置也愈来愈突出,这也正是女性写作通过自身发展赢来的可喜局面。 谈及大众阅读的变化时,白烨说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多样化,一个是通俗化。过去我们常常强调文学的教育功能,比较忽略文学的认识作用,尤其是娱乐、宣泄等作用。可当下文学多样性功能得到了充分体现,辅以媒体的娱乐化转向,使得通俗化与娱乐化成为今后总流行的文化思潮。 编辑:宁波 来源:新华网(郭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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