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命中南海发言人，授权其为中央政府唯一权威发布者，这样能够更加全面、准确地传递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政策、立场。”多位专家不久前提议，应该借鉴国外特别是美国白宫发言人的成功做法，适时考虑设立中南海新闻发言人，这将再次推进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改革。

尽管迄今为止，中国官方尚未对这一建议作出回应，但它已让外界对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进一步推进有了新的期待。

从一九八二年钱其琛首次以外交部发言人身份“说了三句话”至今，中国引入新闻发言人制度已有二十七年。二十多年来，习惯了“沉默是金”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逐渐改变，政府官员越来越会“说话”，敢于也善于在媒体面前发布消息、阐明政府的立场。

据国务院新闻办前主任赵启正回忆，推动中国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是国务院新闻办的前身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这个小组在一九八二年起草了一个《关于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请示》。直接出发点是为中国的对外开放服务，让全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中国政府正式向中外记者宣布，中国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

不过，在此之后的近二十年内，中国在新闻发布方面基本上是外交部“一枝独秀”的局面，直到二00三年。非典之后，人们感受到了掩盖和披露真实信息所带来的不同社会效果，促使这一年成为新闻发布制度实施的高峰之年。从这一年开始，国务院新闻办、国务院各部委、省级政府三个层次的新闻发布制度开始成型。

通过新闻发言人，政府与媒体、公众之间的架设起沟通的桥梁；通过新闻发言人，中国政府日益展现出民主、开放、负责、透明的现代政府形象。也正因为如此，这样一种制度创新，毫无疑问地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亮点。

迄今为止，在国务院新闻办的组织协调下，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军方已有七十五个部门确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尹韵公认为，中国实施新闻发言人制度后的一大成果，是逐渐改变了政府对新闻的看法。以前习惯的做法是自己认为不能发的新闻就迟发，或者捂住不发，而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推行，让政府变成了新闻的主动传播者，这些做法在国际社会上改善了中国政府的形象。

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突发性公共事件出现增多的趋势。近年来的一系列突发性事件，如贵州的“瓮安事件”、云南的“躲猫猫”事件、重庆的出租车罢运事件等，都考验了政府的危机公关能力，而这其中，如何让真实、客观的的信息在第一时间被公众知悉，成为处理突发性事件的关键所在。

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总结“瓮安事件”时说，第一时间向媒体披露信息，是这一事件能够迅速平息的一个重要原因。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也表示，没有必要掩盖任何事情，因为“阳光政府不怕别人问三问四”。最近的新疆“七·五”事件，中国政府对境外媒体的开放态度，更是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透明度越大，社会越混乱”的观念，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实生活中根深蒂固的，古来的遗训向来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但是，在互联网时代，设法压制信息传播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更多的政府官员逐渐意识到，遮遮掩掩的态度往往会使流言蜚语大行其道，公开、透明是赢得民心的最优选择。

从二00八年五月起，《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开始实施，“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的理念，必将推动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进一步向前迈进，政府的权力运行更加透明。公众的知情权越来越得到政府的尊重，人们期待的中南海发言人的出现，或许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编辑：宁波 来源：中新网（记者 周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