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在G20匹兹堡峰会召开前期，我们非常容幸地邀请到了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毕吉耀先生来到我们的演播间，和我们一同分享他对国际金融秩序、国际金融危机以及我们国家应对危机的一些战略方面的思考，毕先生欢迎你。

毕先生：谢谢。

主持人：自去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已经发展了将近两年，您个人对目前的国际金融危机衍生的状况怎么看，哪些因素使您感觉到担忧，哪些因素使您感觉到乐观？

毕先生：从去年九月份，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变为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陷入了最严重的衰退，去年四季度和今年一季度发达国家的经济持续大幅下滑。二季度以来，世界各个国家积极采取的规模空前的金融救援计划和经济刺激计划作用之下，今年二季度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了一个企稳的迹象，向好的趋势，美国、欧洲、日本的经济的跌幅明显在缩窄，新兴市场的发展中国家在扩大内需的作用下工业生产和经济增长也出现了环比上升的势头。所以，总的来看，有可能全球经济在逐渐地见底，有可能在年底或年初出现恢复性的增长。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个人认为当前世界经济还是处在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政府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刺激下恢复，无论从短期和长期看，仍然面临着很多的不确定性，未来的世界经济复苏可能是一个比较缓慢和曲折的过程。

我想这里面我比较担忧的因素有这几个方面：一是从金融体系本身来说，虽然在发达国家政府的大力救援下，金融机构破产之风已经趋于平静，但是众多的金融机构仍然面临着资本金不足，呆、坏帐丛生的状况，要想使金融机构重新充实资本金，恢复正常运转，还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需要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在此之前金融机构还难以恢复正常的融资功能，这样对世界经济来说有很大影响，特别是企业，主要依赖银行融资的，像企业的设备投资、个人的住房消费和耐用品像汽车消费等等还会有影响，这是影响的金融体系，这是一方面。

二是金融危机，虽然现在从一些经济指标来看出现一些回升或者降幅放缓的迹象，但是发达国家的失业率达到了近25年来的最高点，美国的失业率已经达到了9.7%，是26年以来最高的水平，欧元区是9.5%，日本是5.4%，都是历史上的最高水平。这么高的失业率会对居民收入产生很大影响，未来一段时间消费需求会受到很大制约，同时许多国家的产能利用率大幅下滑，不是短期内能够缓解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世界经济复苏可能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从更长远来看，世界经济在这次危机以后，也面临着一个深刻的调整，这场危机产生的原因非常的复杂，既有世界经济方面的原因又有金融领域的原因，也有金融监管方面的原因，但是无论如何，我个人认为它是对前一段时间的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是个强度性的调整。

世界经济通过这次危机要从不平衡逐渐走向一个平衡的过程，这个过程最大的调整在于美国等发达国家负债消费，超前消费的模式难以持续，它必须要调整，无论政府、企业还是个人都要降低它的负债杠杆，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在发达国家进行调整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像亚洲这样以出口为导向的国家，就很难依靠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它必须着眼于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更多的要靠扩大国内需求来带动经济增长，这样一个调整过程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经济复苏的步伐。

同时，历史经验表明，每次危机也是技术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的时期，所以在这次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包括美国、欧洲、日本、中国等发达国家和主要新兴体在内的各大经济体，都把发展节能环保和新能源这样一些新兴产业作为应对当前危机以及培养未来经济增长点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和重要举措。所以这次经济危机以后，为了寻求未来经济长远的发展，有稳定的产业支撑，还需要培育新的产业，这也是需要时间的。总体来说，我认为这次危机最困难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但是未来的复苏可能是缓慢和曲折的，也是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我们要想短时间内重现2003年到2007年5%的这样的好的时光不会再来了。

主持人：你刚才提到的金融监管，在我最近的采访中，国际国内的一些经济学家也提出，如果我们不有效地加强金融监管，有可能会发生第二次金融危机。您能不能告诉我们的观众，在国际上金融监管方面目前存在哪些问题？

毕先生：金融监管从各个国家金融体系不完全一样可能会存在很大差距，我们国家和美国可能不是在一个层次上，欧洲也不同。我们以美国的情况为例来说，这次金融危机形成的原因很多，但是有一点，这次危机之所以能够从次贷危机能够扩展成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个和相当长一段时期以来，美国等发达国家放松金融监管、鼓励金融创新所导致的金融投机活动的增加，形成的系统风险是有很大关系的，金融危机的扩散和放松金融监管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过去我们讲，从银行来说，银行把信贷资产打包卖出去，可以分散风险，可以使银行的风险降低，我们国家讲银行主要依靠储蓄存款可能会面临很大的风险，资金来源多元化。但是忘了一点，这种把风险转移出去的过程，如果每一个机构都通过资产证券化的方式，资产证券化实际上是一种金融创新，把风险转移出去，转移到下一家，但是风险在整个金融系统之内它不能完全分散出去，它是不断积聚的，虽然从个别金融机构的一定时期可能规避了风险，但是整个金融系统的系统性的风险却在不断增加，所以一旦那个环节出问题，系统性的风险爆发以后，所有的金融机构都会受到影响，因为金融机构之间通过资产负债的相互联系，债务、债权关系非常复杂，那么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这次是次级抵押贷款出了问题，那么以次级抵押贷款为基础的资产、资产证券以及金融业的产品价格大幅的暴跌，大幅暴跌的结果先是直接持有这些资产的金融机构，它的资产负债大量缩水，面临资不抵债、破产的困境，那么这一家破产以后，它的债务不能偿还，另一家有受到影响。这里面又涉及到一个问题，从更深层的讲，金融的作用在那里，金融本来的意义是要把居民的储蓄和社会用不到的钱能够用更好的更有效率的方式转化为投资，再促进财富的创造，但是，金融体系本身再放松管制，以创新的名义过程当中又变成的一种赌场性质的交易，那么就带来了巨大的风险，这次金融危机恰恰暴露出这样一个问题。

当然之所以出现这样一种状况也和金融监管体制，以及发达国家的高管的报酬机制和激励机制有很大关系，所以这次为什么说这次金融危机以后特别是欧洲一些国家，强烈要求采取措施限制高管的报酬，同时也要限制一些跨境的和一些跨市场的交易，减少金融风险的传递，所以我想，还都是基本上说应该现在的方向基本上是对的，当然改革的落实是很难的，因为巴马政府出台了一个未来金融改革的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对美国金融机构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个人认为还是讲的非常透彻，提出的方向、解决的方向也是比较正确的，包括赋予美联储更大的权利对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进行监管，美国现在虽然取消了分业经营实行混业经营，但是监管体制仍然是分业监管的，也就是说证券交易委员会只管证券，期货的管期货，央行联储只管银行，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又分工，那么这样一来就存在着有些领域的监管是重叠的有些是没有监管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没有一个机构对整个系统进行监管，这是他改革的一点就是要赋予美联储对这个系统风险进行监管，这就意味着无论是银行、保险公司甚至是投资基金，如果你的规模足够大，你的冒险的行为或不审慎的行为一旦失败，足以引起整个金融体系的振荡，那么他就会对他实行必要的监管，采取措施。当然，就是这一条来说，美国反对的声音很多，认为赋予美联储这样一个地位，那么谁去监管美联储，谁有能保证他对金融风险的判断是正确的呢，所以风险很多。

还有一个方面非常值得观众注意，就是对消费者的保护问题。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银行的业务不断创新，金融机构向消费者兜售越来越多的结构性的金融产品，比如你的存款在银行里面，我们不说买股票，不说买基金，我们也有很多理财产品，跟国外的石油挂钩，这个挂钩或那个挂钩，带有对赌性质的，所以某一个时点、观察点，某某指数超过了多少，你有多少收益率，没有到哪里，没有收益就赔钱等等。类似这样的还有一些，比方说信用卡，消费，消费以后有许多限制，一旦预期还款惩罚性的罚息非常大，有可能很小金额的拖欠，要求你很高的赔付。那么这样，不仅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更重要的一点，这些金融产品的泛滥，一旦出现问题，大量的消费者没法履约，干脆就违约，那么就造成银行坏账、呆账的上升，也会产生金融风险，次贷危机就是这个例子，所以，加强对消费者的监管，有机构对金融机构的合同进行审查和进行强制性调整，这不仅是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就是银行在涉及产品的时候要清晰、透明，风险接受足够，不是那么复杂，另外信用贷款，特别是信用卡的透支、延期付款惩罚力度不能过高等等，就是所谓的全额罚息，不仅仅是保护了消费者，也保护了金融体系本身，对这些有很多的积极意义。

当然这些在真正的实施的时候需要立法的调整，需要规制的调整，需要不同监管机构的协调，难度很大，在美国目前来说刚刚是在讨论。在欧洲也出台了这方面的监管方案，那么总的来感觉，我个人认为，在发达国家这些年特别是在就九十年代以来，兴起一场自由化、市场化的东西，金融领域里面，放松监管，鼓励创新，他的隐藏前提是金融机构还是从业者，还有它的道德约束，相信市场机制自身调节的功能，但是自从这个危机爆发以后远远不是这样，就是说必要的监管对保证金融体制稳定还是很重要，金融体制的核心的公共产品，他是要保证资金融通，清算、结算等等都顺利进行，使得这个实际能够很好的运转，所以采取行动监管，要减少这种投机性，避免新的金融危机。

主持人：据你的观察看在美国、在欧洲、在日本他们对投机、对市场、对金融衍生品的讨论，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这种讨论是不是很充分呢？是不是美、欧、日他们的政治家们以他们的政治意愿去加强规制呢？

毕先生：这个问题难度是非常大的，金融产品的产生和发展本来是有他很合理的一方面，他是适应与一些投资者和交易者套期保值交易和规避风险的需要所创造出来的产品，但是，由于监管不到位，产品出来以后往往从套期保值避险，最后变成投机，这样导致金融产值方面不断的膨胀。最典型的例子就是CDS，英文讲就是担保债务凭证，这个产品本来是对于购买一些债券和一些有参照体的实体，它的价值可能出现违约，出现风险，那么投资者为了规避风险，买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正常情况下，金融体制运行好的时候可能买债券，不管是国债还是资产债券，他可能违约率很低，所以保险公司按其所有保费收入非常多，但是当时刚出来的时候，购买CDS的人都是实际持有这些财产，跟参照品有实际的债权、债务关系的。发展到后来，业务越来越多，可能我根本没有买这个债券，可能我到保险公司对赌一下，参照物就是某某产品，它的价格一旦低了，不能按时还款，你就赔我，它要是正常，我就给你付保费。这就是产生投机的，因为是我要买这个产品，所以我要买一份保险来规避我的风险，到最后就说，我不买这个产品我也作出保险，保险公司也是唯利是图，以为这个没有问题，正常情况下个别产品确实这样，往往是这样，小概率事件，系统情况也是小概率事件，一旦出现了以后就非常大，那么他根本就赔不起，美国AIG是最典型的，它是做了大量的CDS，可能正常情况下一种产品，两种产品出问题他赔付没问题，因为他保费收入足够高了，但是在整个金融市场坍塌的情况下，他根本就赔不起，他要赔不起，他要破产了，不光美国金融体系，整个全球发展中国家体系都要崩溃，所以这就是美国政府不得不救他的一个很重要原因，他是全球最大的保险公司，他还有社会影响，还有很多养老保险，所有保险在里面，所以他和雷曼不一样，雷曼的许多客户是有风险承受能力的金融机构和个人，就是这个意思。

主持人：所以重建金融体系的过程当中加强规制的过程当中任重而道远，那么现在回到国内，去年十一月份以来，我们提出了四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目前也出现了经济企稳回升的这样的迹象，那么据你的观察看，我们这个企稳回升势头是不是可持续，我们在下一步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哪些是我们的隐忧？

毕先生：去年九月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对我们的国内通过出口贸易渠道也很快产生很大冲击，所以从去年十月份开始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实施积极财政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出台了四万亿的以扩大投资为主要内容的一种经济刺激计划，这个对当时增强人们的信心和遏制经济下滑势头产生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因为从去年出台以后国务院要求要尽量快、动手早，很多项目抓紧安排，这样很快把钱投下去，那么在外需下降的情况下通过国内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来拉拢经济，抑制经济下滑，这个时候我觉得是非常明显的。

四万亿的投资项目的内容相当广泛，从出台开始基本就涉及几个方面，一个是基础设施方面，包括铁路、公路、机场，这些很多项目不是临时出的，很多都是十一五甚至十二五准备要做的，只是我们提前来实施，包括一些客运专线等等，这都是我们早就规划好了的，但是我们在这个时候、这个时期我们拿过来提前实施，加快力度，长远看可以改善我们的运输条件，交通条件，近期可以扩大投资，带动经济的复苏。

第二个部分涉及到了民生方面。改善民生方面，包括保障性住房，农村的保障性住房，城市的保障性住房，还有改善环境的，还有调整产业结构的，鼓励自主创新等等。他内容是比较广泛的，应该说，从去年十一月份开始提出的两年投资四万亿的这个计划，其中中央政府拿出1.18万亿，到今年一季度，我们加快实施进展步伐，估计投资很快出现的加速上涨的态势，对于带动经济的复苏起到至关重大的作用，所以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实际上从六七月份以来，我们国内的生产明显加快，八月份可能会更快一些，经济出现了企稳回升的态势，向好的因素越来越多，

但是，另外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经济在外部环境不好的情况下，国内的消费需求又一时难以扩大的情况下，采取一种扩大投资的方式来扩大内需，来扩大刺激经济发展，它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弱点的，因为这种经济的复苏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刺激，上半年，前七个月我们的新增贷款达到7.38万亿，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从现在情况看现在我觉得中国经济的下一步，一方面，从现在看，党中央国务院一再讲今年的积极财政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基本态势还坚持，也就是保持宏观经济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另一方面，今年在去年底和今年上半年集中出台和开工一些项目以后，应该说下半年以后，新开工项目必然会有所缩减。而且信贷规模也不会继续那么大的速度增长，当然与去年比会有扩张，但是速度会降下来。所以当前的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增长的动力还是没有完全形成，所以我们看到这四万亿投资计划里面它的结构、内容、政策、措施都是不断完善，不断调整充实的。

前期更多的是注重通过动员政府加快一些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进度，来增加投资。近几个月我们是加强社保，充实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城镇、农村的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卫生改革等等，这个就是为了解决消费者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对消费者鼓励，特别是开拓农村的消费市场做了很多工作，包括汽车家乡、家电下乡，像城市里面购买小排量的汽车、节能环保产品提供一些补贴等等，就是重点的转向就是扩大消费需求，同时着眼于培养未来经济增长点，发展新兴产业，加大了结构调整、淘汰落后产能和鼓励新型企业发展创造了投入的比重，所以我想从总体看，在世界经济衰退的大的背景下我们是很难独善其身的，所以一项刺激性的财政政策是必不可少的。从现在来看，我觉得有两个因素：

一个是在外需大幅下降的情况下，我们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国内的消费和投资，增加需求，这个选择是非常对的。从未来一个时期来看，发达国家经济尽管会止跌回升，但是我们的外需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难以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所以外需减弱是未来一两年面临的大的困难，那么在我们的经济模式没有完全转变之前，我们就更多的需要依赖于国内的需求，国内的需求目前除投资不可能那么高的速度不可能持续下去，重点应该放在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除了现在的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除居民的后顾之忧以外，可能还要深化社会收入体制改革，能够使居民收入在整个GDP中的比重能够进一步提升，使老百姓有钱消费。这个对于中国的经济的未来结构调整是非常有好处的。

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一直遵循这对外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道路，作为一种外贸出口，还要利用外资推动经济增长，推动经济发展，扩大就业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这样一种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它并不是没有一点缺点，脆弱性也是非常显然的，因为对外部需求依赖程度非常高，在外需旺盛的时候，经济发展很快，也面临着很多的经贸摩擦，这几年我们也不断的面临，一旦外部环境出现逆转，需求上的大幅缩减，马上对产生严重的冲击，所以从这一点来说，从保证宏观经济平稳运行来说，我们未来的调整一定是进一步的扩大内需对经济的支撑作用，也就是能够使内需外需更加平衡一点。另外从更长远的来看，从更高层次来看，经济发展的目的就是提高人们的生活，就是为了消费，科学发展观里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发展的出发点都是改善人民生活，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无论是从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的角度看，还是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角度看都应该说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我相信我们当前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既着眼眼前也考虑到未来，还是要把保增长和调结构紧密的结合起来。

主持人：毕所长，这个月24号到25号G20的峰会将要在匹兹堡举行，所以我相信在这个会议上各国领导将要就刺激计划的退出时间表和刺激计划退出的原因进一步的再讨论，你长期研究对中国的对外经济环境，那么就你的研究看来美、欧、日和中国还有一些新型的市场经济体，他们在经济刺激退出这个战略上如果给他们列一个时间表，大概会列一个什么样的时间表？这个时间表推出的原因是什么？

毕先生：我想现在列一个时间表比较困难，因为这次退出策略的问题的大概在今年初提出了这个问题包括四月份的G20峰会，已经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呢？这次金融危机确实给金融机构造成的严重的损失，政府在救助金融机构的时候花费大量的资金，那么金融机构市场稍微稳定以后，刺激经济复苏又投入大量的钱，减税增加开支，发达国家普遍是财政赤字的话大幅飙升，特别以美国为例，美国的财政赤字已经由危机前的4000—5000亿美元增加到9000—10000亿美元，预计到2009年整个的财政赤字累积到100000亿，那么他现在占GDP的比重飙升到12.7%，那么这个对发达国家的财政可持续有很大的疑虑的，财政不可持续那么现在开支这么多，那么意味着后面人的税负要增加，税负增加以后，可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特别是一些欧洲国家，欧洲国家过去的财政赤字比较高，特别是债务负担比较高，出现整个欧元区的走向对经济货币一体化过程中间，其中《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标准就是降到GDP的3%以内，中长期要实现这个平衡里有结余，那么政府的债务占GDP的比重，也就是日常债务，也要降到6%以下，但是很少有成员国能够做到这样，财政赤字标准有很多国家实现了的，所以他们对这个标准特别德国这些国家，所以面对大规模的刺激计划所造成的财政的问题，一些发达国家就非常担心，特别是欧洲国家，希望明确，将来有个退出机制，这是从财政方面讲。

货币政策也是一样，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各国的央行一个是树立威信，扩大了贷款，而且利率水平都降到了最低点，接近于零，极度宽松，这个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所造成的隐患就是未来可能迈向通货膨胀，所以也涉及到一个经济回稳以后，是不是能够把流动收回来，重新回到正常水平，这样一个选择。所以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就像德国总理默克尔讲：我们不能应对了这次危机，又引起了下一次危机。对于这个讨论一直都有，但是，什么时候撤出，那么现在来看发达国家需要一致行动，在最近刚召开的G20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这个问题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一致的方向性的判断，就是说，当前的经济处在开始起稳回升的阶段，但是离不开刺激性的财政货币政策的支持，所以现在还要保持相当的刺激政策的力度，也就是现在还不能撤，至于什么时候撤，现在他并没有给出具体时间。

今后若需要撤出这个政策的时候，退出机制的时候，大家应该协调，步调要尽量一协调一致一些，各个国家经济情况不一样，现在有的国家已经开始考虑要提高利率，考虑减少一些支出，但是如果过早的撤掉可能会出现二次探底，但是如果撤出时机晚了，可能会出现经济过热，进一步通胀，引起大的变化，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应该是G20会议非常关心的问题，当然，实际的选择，正确的协调，实际选择取决于对经济形势的正确判断，现在看难度是非常大的，我们从这次危机过程中美国、欧洲、日本应对的过程可以看出来，对危机的发展一步步的严重性大家都估计不出，出手有快有慢，力度有大有小。同样经济复苏过程也是一样，是不是能够确认的复苏，真正确认是什么时候真正复苏，不需要政府支持了，还有撤出，是一下撤出来，还是逐步撤出等等，这个问题恐怕不是这次会议能解决的，恐怕随着经济的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可能G20会议，能够机制化，能够常态化，还会不断调整，希望成为一个平台，大家协调一致，这样给市场一个比较明确的概念。

到我们国家，我们谈不上什么撤出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讲呢？第一，我们国家的财政，按照四万亿做，两年像中央政府出1.18万亿，按照我们的预算，基本上今年我们的财政赤字控制在3.6%，当然，由于今年上半年财政支出比较快，经济由于增速下降，税收减少，所以可能会超过一些，尽管如此，因为近几年来，我们的财政形势比较好，财政收入比较快，财政我们基本上还是有结余的，我们财政上来说我们没有那么紧迫，这是一个；第二我们这些扩大投资的项目，实际上都是我们要做的，中长期我们要做的，不同时期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甚至十三五规划，都是要做的长期的项目，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的道路要完善，我们的铁路特别是客运，还是专线，还需要进一步的扩展，还有一些城市的污水处理，还有一些环保项目都是要做得事情，这些事情从长远来看实际上是能够改善经济发展为基础条件，能够创造很好的社会效益，好的社会效益财政上也会产生好处的。

我觉得我们现在比较大的问题是货币政策的问题，货币政策从前7个月、前8个月来看，新增贷款是比较大的，当然，他有一定的合理性，今年初的时候集中一些项目的开工，贷款需求比较大，但是也不可否认的有些贷款的流向结构并不是很合理，当然重点项目毫无问题，还有一些流向大型的国有企业，他们并不缺钱，他们资金拿去了，可能也拿去到房市，到楼市，真正需要资金的中小型企业，贷款难的问题还没完全得到解决，所以他们有些结构问题。不过央行银监会在不断的采取措施，确保贷款能够真正的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无论怎样，这样一种超常规的一种贷款增长，对银行来说还是会带来一定的风险的，对商业银行贷款的这种风险的控制，对资本充足率的保持等等可能还需要在监管，尽管我们还要保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具体操作的空间力度不可调整，要根据经济的情况适度调整，像这个也一直在做。所以我想所谓撤出这样的政策，退出机制，从时间上判断，我觉得到明年一季度或者二季度形势比较明朗以后，将明确这个问题，特别是在利率，货币政策转向方面发达国家需要协调，不能一个国家调高利率，另一个国家不调高，这样会出现很多的投机性流动，所以发达国家应该更关心一些。当然从我们来说，我们也很关注，因为我们经济的发展对出口还是有很大得依赖，我们也希望发达国家的经济尽快的回升起来，我们那么关心他们的政策，他们的经济稳定复苏，对我们的经济恢复也是有很大得好处。

主持人：毕所长，在经济危机过程当中，对我们国内经济来讲，我们过去长期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这样一种经济发展模式，现在得到了很多的这种讨论，很多人提出我们要依靠内需为主，将来这是一种发展模式，那么在经济的发展模式转型过程当中，您觉得目前我们需要解决那些问题，才能够使这种转型尽快的实现？确切的讲，如果在十二五期间有一个突破，我们需要解决那些体制上的问题？

毕先生：这个问题实际上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我们认识到经济发展过多的依靠投资、出口拉动，这是我们的一个大缺陷，从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们提出立足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来带动经济增长，更加明确的讲，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出口拉拢转向，出口消费投资，出口协调上转变，认识在深化，形成这样一个结构，不光是一个政策导向，也是我们发展中国家发展阶段必然的、客观的一方面。我们过去是封闭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全党工作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加快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是一个最终的目标，但是提高生活需要投资，需要生产，需要改善设施等等，在我们这个发展阶段，投资率高一些确实有他的不可避免性，当然究竟多么高是一个合理水平，现在还不能确定。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从这几年的情况看，确确实实消费率是在下降的，这个现象显然不是非常合理，显然是失衡比较严重的，我们的投资之所以比较高，很大是与外需连在一起的，因为出口比较快，那么需要设备，需要厂房投资，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需影响，我们经济发展过多的依靠外需，既有我们这个阶段发展的客观性，也有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我们主要依靠劳动力的优势参与全球分工，通过发展加工制造业，来带动经济发展，这与环境有关系，也与我们政策有关系。

金融危机以后暴露出我们过于偏向经济出口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确实有很大的脆弱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出口不重要了，我们能够完全转向内需，恐怕不能这样讲，毕竟国内经济发展有限，如果我们有那么大的内部需求，就意味着我们有很高的收入水平，意味着我们有比现在现在更高的发展水平，但是你要实现这个水平，就意味着劳动力的成本有很大的上升，显然在解决内需之前，首先解决收入的问题，那收入怎么来，现在看来收入恐怕要依靠出口，这个扣我觉得是很难解的。

但是我觉得方向应该是很明确的，我们三十年来的发展主要是靠出口带动，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以后，国内的经济总量在上升，人均收入水平也在提高，国内市场潜力也在逐步的显现，特别是我们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的阶段，无论是投资需求，还是生态文明建设，社会保障建设，这也创造很大需求，社会保障体系里面扩展教育设施，扩展医疗卫生设施这也是市场需求，我们还有很大的潜力。老百姓的收入水平提高以后，他的消费结构在升级，从过去的吃、穿为主转向住、行为主，汽车、住房的消费比重越来越大，所以本身的市场潜力比较大，所以我们也要利用我们的潜力，使我们推动经济发展的立足点从外需向内需转变，我们既不能因噎废食也不能过于激进，不能把我们的出口不管了，出口降就降好了，可能内需外需的平衡，在十二五时期，我们的政策更多的转向是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但同时出口仍然是我们获得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不光是我们国家，包括美国在内的都是一样的，整个九十年代，前苏联垮台以后，全球市场形成，全球化加速发展，对外贸易已经成为带动各国发展的重要因素，任何国家也不可能忽视贸易。正是由于市场的开放，外贸的发展，才使得各国消费者能够享受到更多可选择产品，以更低的价格，可以选择更优质的、更可选的商品，这是优化配置的必然结果。

在十二五时期，我们要强调扩大内需但是我们同样我们不能放弃外需，但是我们的外贸出口要转变方式，逐渐的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自主品牌具有知识产权过渡，使得我们在世界全球化的分工中地位有所提升，当然扩大消费需求的问题难度也很大，首先涉及到社会收入体制改革的问题，社会收入体制改革核心是要提到劳动的两个比重，一个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的比重，第二个是劳动报酬在要素分配中的比重，这两个比重要提高，实际上要涉及到我们税制的改革，还有许多政策的改革，这是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工程。第二个还是要加强社保医疗建设，增加政府的投入，这样消费者有了钱，没有了后顾之忧敢消费，可是，加强社保体制，加强医疗卫生，还有教育涉及到政府职能的转变，除了政府投入以外，还涉及到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的市场开发问题，让更多的资本可以进来，政府实施转变职能实施监管，我想需要做得还是非常多的。

主持人：正如你所说，金融危机加速了我们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紧迫性，非常感谢毕所长来到我们的演播间，和我们分享关于国际金融秩序、国际金融危机以及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现状以及未来趋势我见解，谢谢你。

毕先生：谢谢。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