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中国在线消息：目前的国际金融危机衍生的状况如何？是否还会发生第二次金融危机？在G20匹兹堡峰会召开前期，中国日报特意邀请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毕吉耀先生为您解答。

主持人：毕所长，在经济危机过程当中，对我们国内经济来讲，我们过去长期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这样一种经济发展模式，现在得到了很多的这种讨论，很多人提出我们要依靠内需为主，将来这是一种发展模式，那么在经济的发展模式转型过程当中，您觉得目前我们需要解决那些问题，才能够使这种转型尽快的实现？确切的讲，如果在十二五期间有一个突破，我们需要解决那些体制上的问题？

毕先生：这个问题实际上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我们认识到经济发展过多的依靠投资、出口拉动，这是我们的一个大缺陷，从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们提出立足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来带动经济增长，更加明确的讲，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出口拉拢转向，出口消费投资，出口协调上转变，认识在深化，形成这样一个结构，不光是一个政策导向，也是我们发展中国家发展阶段必然的、客观的一方面。我们过去是封闭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全党工作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加快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是一个最终的目标，但是提高生活需要投资，需要生产，需要改善设施等等，在我们这个发展阶段，投资率高一些确实有他的不可避免性，当然究竟多么高是一个合理水平，现在还不能确定。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从这几年的情况看，确确实实消费率是在下降的，这个现象显然不是非常合理，显然是失衡比较严重的，我们的投资之所以比较高，很大是与外需连在一起的，因为出口比较快，那么需要设备，需要厂房投资，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需影响，我们经济发展过多的依靠外需，既有我们这个阶段发展的客观性，也有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我们主要依靠劳动力的优势参与全球分工，通过发展加工制造业，来带动经济发展，这与环境有关系，也与我们政策有关系。

金融危机以后暴露出我们过于偏向经济出口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确实有很大的脆弱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出口不重要了，我们能够完全转向内需，恐怕不能这样讲，毕竟国内经济发展有限，如果我们有那么大的内部需求，就意味着我们有很高的收入水平，意味着我们有比现在现在更高的发展水平，但是你要实现这个水平，就意味着劳动力的成本有很大的上升，显然在解决内需之前，首先解决收入的问题，那收入怎么来，现在看来收入恐怕要依靠出口，这个扣我觉得是很难解的。

但是我觉得方向应该是很明确的，我们三十年来的发展主要是靠出口带动，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以后，国内的经济总量在上升，人均收入水平也在提高，国内市场潜力也在逐步的显现，特别是我们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的阶段，无论是投资需求，还是生态文明建设，社会保障建设，这也创造很大需求，社会保障体系里面扩展教育设施，扩展医疗卫生设施这也是市场需求，我们还有很大的潜力。老百姓的收入水平提高以后，他的消费结构在升级，从过去的吃、穿为主转向住、行为主，汽车、住房的消费比重越来越大，所以本身的市场潜力比较大，所以我们也要利用我们的潜力，使我们推动经济发展的立足点从外需向内需转变，我们既不能因噎废食也不能过于激进，不能把我们的出口不管了，出口降就降好了，可能内需外需的平衡，在十二五时期，我们的政策更多的转向是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但同时出口仍然是我们获得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不光是我们国家，包括美国在内的都是一样的，整个九十年代，前苏联垮台以后，全球市场形成，全球化加速发展，对外贸易已经成为带动各国发展的重要因素，任何国家也不可能忽视贸易。正是由于市场的开放，外贸的发展，才使得各国消费者能够享受到更多可选择产品，以更低的价格，可以选择更优质的、更可选的商品，这是优化配置的必然结果。

在十二五时期，我们要强调扩大内需但是我们同样我们不能放弃外需，但是我们的外贸出口要转变方式，逐渐的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自主品牌具有知识产权过渡，使得我们在世界全球化的分工中地位有所提升，当然扩大消费需求的问题难度也很大，首先涉及到社会收入体制改革的问题，社会收入体制改革核心是要提到劳动的两个比重，一个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的比重，第二个是劳动报酬在要素分配中的比重，这两个比重要提高，实际上要涉及到我们税制的改革，还有许多政策的改革，这是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工程。第二个还是要加强社保医疗建设，增加政府的投入，这样消费者有了钱，没有了后顾之忧敢消费，可是，加强社保体制，加强医疗卫生，还有教育涉及到政府职能的转变，除了政府投入以外，还涉及到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的市场开发问题，让更多的资本可以进来，政府实施转变职能实施监管，我想需要做得还是非常多的。

（主持人：付敬  编辑：肖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