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创新原则和思维方针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长程恩富教授。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归结起来就是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可以说，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改革开放取得伟大胜利的关键。就“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长程恩富教授。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程恩富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发展的科学知识，是逐步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而不断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行动指南，是工人阶级领导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程恩富表示，一是要坚持和弘扬，因为它是科学知识、行动指南和理论基础；二是要发展和创新，因为任何科学知识都不可能停滞不前，任何行动指南都不可能固步自封，任何理论基础都不可能一成不变。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与弘扬、发展和创新，程恩富有自己的看法。程恩富表示，身处中国改革和世界全球化的大潮，每位中国学者主要面对三大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即中外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国外非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及中国古近代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程恩富对此三大知识体系做出了如下地位判断：“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与此同时，面对两个范围的实践情况，强调“世情为鉴，国情为据”；并以此为理论和实践的基础，进行“综合创新”。

“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

程恩富说，“体用说”由来已久，源远流长，且其分类大致有三：一是古代体用一致说，如佛教体用一致。体是根本，因为其表在形式。二是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西学主要指自然科学、科学技术，包括军事武器，也适当涵盖一些社会科学知识。三是毛泽东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其中，“洋为中用”，不仅要借鉴，为我所用，也要批评，而程恩富所倡导之“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便属此类。因此，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和应用的同时，还要吸收西方有用的知识。“国学为根”是指我们当代人的理论研究，包括经济学理论都有其理论渊源，其思想源头甚至可追溯至中国古代。例如，人口、土地、财政、税收理论等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大量出现，并持续发展至今。

对于马学、西学和国学之间的关系，有没有范例呢？程恩富认为，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国学中少数几个伟大的理论家之一。康有为的学说具有空前的前瞻性，其中《大同书》可谓中国近代史上严格意义上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其社会政治理想与目标诸如人类终极关怀和价值观都是颇有见地的，因而只能说在其实现的过程中寄希望于统治阶级依赖变法维新，这还是不成熟的。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表达《大同书》主要思想，即一切生产资料归全世界人民共同所有；全球统一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如农业劳动者收入约分十个等级，工商业劳动者收入约分二十个等级；取消现存国家，成立全球政府，重新划分行政区域。甚至微观至家庭，其中也有“去家界”具体的操作建议。康有为采用国学的语言如“去财产界限”，与马克思主义的公有制不谋而合，早于十月革命而提出。虽然他出身于封建社会，但留学归来，站在全世界的高度主张的是全球社会主义类型的经济社会模式。

“因此，康有为在政治上虽然是保皇的改良主义者和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但其《大同书》是用国学的语言和智慧表达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和终极经济模式，是具有中国风格的最具想象力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足以名列世界伟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之列，并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国学的集大成者和终结者，成为马学的同盟者”，程恩富说，而洪秀全《天朝田亩制度》及《资政新篇》，只是反映了农业空想社会主义和工商业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则属于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世情为鉴，国情为据”，进行“综合创新”

程恩富主张，在“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的学术原则下，要“综合创新，推陈出新”。

“世情为鉴，国情为据，党情为要”

程恩富表示，中国理论创新、理论研究或政策制定最终根据国情而定，但还须对“世情”有所了解。无论是改革开放，还是涉及发展的重要举措，应该是先了解世情和国情，再作一定规范，然后去试点或推行。如果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比如先进行心中无数的试点，或者根据长官已有意志进行肯定性的所谓试点，那么很有可能处于无法、无规章的境况，推广起来往往会留下一大堆让人头疼的后遗症和弊端。

200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到了“三情”——世情、国情和党情。“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程恩富认为，还应加上“党情为要”（即领要的意思），因为共产党是领导的党，党情最关键。然而，从广义的角度而言，国情已经涵盖了党情。

由经济学的综合创新到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创新原则和思维方针

程恩富表示，在“世情为鉴，国情为据，党情为要”的指导下，经济学和哲学社会科学要进行“综合创新”。

程恩富认为，在“综合创新”的问题上，新古典综合学派是值得借鉴与学习的。萨缪尔森写作并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大获成功，其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十分注重吸收并综合其他学派的各种意见。如今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进行综合创新，就须学会善于借鉴吸收其他学派之所长，能够取长补短以丰富自己的学说与方法。国内其他领域的知名学者也强调进行综合创新的必要性。如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张岱年老先生，他采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就表明了这一点。

程恩富说，经济学的综合创新，包括方法论、基本原理和应用政策各个方面。在方法论上，既要综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又要横向借鉴其他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诸如美学研究方法、心理学研究方法等。在理论层面上，近些年兴起的经济心理学和经济行为学，就是在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借鉴心理学研究方法的极好例证，如消费者心理学、投资心理学等层出不穷、不胜枚举，而这些都是运用心理学研究方法研究经济现象与经济行为的典范。此外，政治学、法学、生物学、伦理学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都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有用的知识。

“‘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这应当成为经济学乃至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创新原则和思维方针，只是需要结合各个学科的不同特点罢了”，程恩富说。

编辑：肖亭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