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张家口之夜

就在我离开西安，去天津《大公报》工作的时候，父亲所部连续与八路军发生了冲突。开始，是因为受降问题，父亲遵从蒋介石的命令，从绥远省的归绥东进到绥东、察哈尔、热河去接受日军的投降，可这些地方大部分是八路军的游击区，八路军在这里与日军打了几年的仗，按理说应由八路军去受降。并且朱德总司令也已下了命令，让当地的八路军受降。父亲与他们发生冲突后，一下子由抗日时期的合作的友军关系，变成了敌我关系。这时，他还以个人的名义公开致电毛主席，说共产党打了第一枪。接着1946年秋，眼看解放军快要攻下山西大同了，他却为阎锡山的部下解危大同，并先后从解放军手里打下了集宁、丰镇，他连得数城后，又公开致电毛主席，要毛主席放下武器，到国民党政府里去做官。

我对父亲的作为很不满，于是就利用星期天，还请了两天假，乘火车来到了张家口，与父亲争辩了一个通宵。当时，我就抓住了两件事对他实施“猛烈进攻”。一件是轰动全国的五原战役：1940年3月至4月，父亲率部在五原战役中，取得了击毙日军水川中将，歼敌3700多人的胜利，得到全国人民包括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海外华侨的慰劳。4月6日，蒋介石发来贺电，并宣布授予父亲“青天白日”勋章。对此，父亲于5月22日发表辞勋呈文，公开予以辞绝。辞呈表面看是推诿功微，不能拜领，实则是对蒋介石对日妥协投降政策的不满。

第二件事就是我抓住了父亲说的一句话：“抗战胜利后，我要‘解甲归田’。”批评他言行不一致，嘴里说“解甲归田”，行动上充当蒋介石打内战的急行锋，解危大同，攻占张家口，被国民党捧为“中兴大臣”、“塞上英雄”、“天之骄子”！

我那天所以用这两件事来“进攻”他，就是想说明父亲抗日是真心的，对不抗日、以“攘外必先安内”的华丽辞藻作掩护、欺骗全国人民、行“剿共灭共”之实的蒋介石的勋章，不是笑脸相迎，而是冷眼相观。可是到了解放战争，父亲的态度变了，变成了“戡乱政策”的积极执行者，并且不分青红皂白，把打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一方，为反动的国民党蒋介石开脱。那天我把所知道的父亲帮着国民党打内战的情况都说了出来。还就刚发生的国民党特务枪杀要求“停止内战”的李公朴、闻一多等知名民主人士的罪行，说明国民党政府必然灭亡的道理，希望他好好考虑考虑未来的道路怎么走!

由于我的话有时说得太尖刻，把父亲激怒了，他有时也反驳几句。他说：你刚刚走出校门，年轻，对社会了解多少?你知道吗?爸爸为了实现抗日救国的抱负，费尽了多少心血才经营了这样一支军队?那时，要打鬼子使人民免受鬼子的奸淫烧杀，就需要枪炮子弹、军饷军粮，这些东西靠谁供应，只能靠我心里非常不满意的国民党政府。当时，八路军抗日，不也需要国民党政府供给吗!我打了胜仗，蒋介石要给我授勋，我坚决辞勋，不给蒋介石好脸看，不就是表示：对他的不抗日、假抗日、真剿共灭共的政策不满吗!抗日胜利后，我又连续提出辞呈，也是对蒋的对察绥军奉行的“排斥、渗透、控制、互解、吞并”等一系列政策的抗议!我不会忘记，时时警惕着蒋想利用中统、军统两条绳索捆住我的手脚，让我充当他们的鹰犬，去咬那些吃不饱穿不暖的穷苦百姓。所以，我所带的这支部队，是在控制与反控制、吞并与反吞并的斗争中逐渐壮大的，也是在夹缝中生存下来的。你小小年纪，哪里懂得爸爸的苦衷……那天夜里，父亲也向我诉说了不少在别人面前无法启口的隐情。

这一夜，我与父亲的争辩对父亲触动很大。事后，我从他身边的一些人的只言片语中得知，他经过认真思考，对这些人说：这样再打下去，我们即便战死在疆场，也不会有人来为我们收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