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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儿人口大幅下降 专家吁向生二胎过渡 2009-11-26 08:37
河南省是第一人口大省,据河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测算,河南的第1亿个小公民将在2010年7月7日中午至7月8日凌晨诞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这个数字的到来已经整整推迟了13年。图为河南省宝丰县的马街书会上赶会的群众。新华社记者王颂 摄 中国和印度0-14岁少儿人口数及比重 表1 中国和印度15-59岁劳动人口数及比重 表2 中国日报网消息:任何一项政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进行适时、灵活、稳健的调整。我国计划生育是一项我国基本国策,但是它的目标、内涵、措施同样需要随着时代发生变化。解决中国人口问题至少需要几代人努力。 中央曾设想2010年后调整人口政策 1970年全国总人口规模超过8亿。1971年中国政府(指国务院)首次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75年,毛泽东指出:人口非控制不行。为此中国政府制定了“晚、稀、少”和“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量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生育政策。 1980年邓小平同志指出,人口政策是带有战略性的大政策。党中央决定实行更加严格的生育政策,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当时党中央的决策主要是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人口的快速增长使全国人民在吃饭、穿衣、住房、交通、教育、卫生、就业等方面都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使整个国家很不容易在短时间内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二是当时30岁以下的人口占到总数的65%,之后每年平均将有大量的人口进入婚育期,因此必须要严格控制每对夫妇的生育数量。 我国人口增长过快的情况早已经在上世纪90年代发生逆转。从1998年开始,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就已经降到10‰以下,在发展中国家中率先进入世界上的低人口增长国家行列。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已经是世界上人口增长率极低的国家之一,2008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降到5‰,更重要的是我国的妇女总和生育率已经降至到1.8以下,属于“少子化”类型国家。我国现在面临新的人口问题,需要及时调整人口政策。 1980年党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就富有远见地提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这表明,过去30年的人口政策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这一代人为落实基本国策作出重要贡献和牺牲,“舍小家,顾国家”。30年后我们需要根据党中央的战略设想和对人民的政治承诺,适时、灵活、稳健地调整人口生育政策,再花上一代人的时间,从“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向“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软着陆和转变,从而使得我国的实际生育率略有上升、接近人口生育更替水平,即妇女总和生育率稳定在2.1左右,让以后几代人既可以“顾小家”,又可以“顾国家”。从长远来看,可以逐步实现中国少儿人口、青年人口、劳动年龄人口以及总人口规模的稳定。 从人口发展规律来看,既要避免过高增长,也要避免负增长。特别是当妇女总和生育率长期明显低于妇女生育更替水平的时候,就会导致少儿人口、青年人口、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持续下降,以及随后总人口规模的持续下降。 事实上,我国少儿人口首先出现了绝对数大幅度下降趋势,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少子化”。在1995年前后我国0-14岁少儿人口绝对数达到了最高峰,大约为3.34亿人,而后便持续下降,2008年的时候减少到2.52亿人,比1995年减少了24.6%,占总人口比例的19.0%。这与印度的情况正好相反,根据联合国人口署提供的数据,从1990年起印度0-14岁少儿人口就已经超过中国,在2010年达到3.74亿人,高出中国近50%,这意味着15年之后,15-30岁青年人口比重比中国高出近50%。这就需要及时调整人口生育政策,适当提高妇女生育率,扭转少儿人口大幅度下降趋势。(如表1) 我国的15-59岁劳动人口大约在2015-2020年之间也会达到最高峰,大约9.23亿人,而后开始持续下降。最迟在2025年印度的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将会超过中国;到2050年,中国的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大约要比印度少2.44亿人。(如表2) 进入21世纪,我国在人口问题方面同时出现两个新的发展挑战:一个是加速的“少子化”,即妇女总和生育率的过快下降,明显低于正常的人口生育更替水平。第二个是加速的老龄化。根据联合国人口署的预测,到202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16.7%,2050年将进一步上升到31.1%,大大高于届时的世界平均水平(21.9%)。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我国人口政策的目标是防止人口增长过快,可以说我们已经成功地完成了这个目标。因此我们称“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属于第一代人口政策,也花了一代人的时间。从现在起开始实行第二代人口政策,即“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其政策目标是防止人口严重老化和少子化。现在看来能否实现这个目标依然是未知数,它取决于我们对未来人口政策的调整和实施机会窗口。由于1980年以来的人口政策还有很大的惯性,还有被继续“锁定”的可能,调整起来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从长期成本和收益角度来看,早调整早主动,晚调整晚主动,不调整则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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