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中国在线消息：英文《中国日报》11月18日报道：明天，备受关注的上海闵行区钓鱼执法案将开庭审理。

9月8日，上海闵行区的白领张晖因好心帮载自称胃痛要去医院的路人，结果却被城市交通执法大队认定为载客黑车，遭扣车与罚款1万元。

为寻求公道，张晖向舆论披露自己的遭遇，随后起诉了当地交通执法部门。

本周一，原被告双方向上海闵行区法院提交证据，确定了管士全为张晖案中涉案“钩子”。

也是在本周一，上海市市委书记俞正声在接受媒体联合专访时表示，“钓鱼”式的执法行为，只能在特定的范围和特定的授权下才能实施。但是，如果将其用在治理非法营运车辆的时候，这种方式肯定是错误的。

上海市自2000年开始全力打击非法营运车辆，上海交通执法局每年抓获约50000名非法营运车辆，被抓人员面临2千元至5万元的罚款。同时，上海各区执法大队为举报人提供有奖举报——每辆次奖励为200元至600元。而北京及上海的一些执法机构采用的措施更为激进，甚至聘用市民做“钩子”，协助“执法”。

10月14日，19岁的河南小伙孙中界称在浦东新区遇“钓鱼执法”，愤而“断指”表清白。

俞正声认为，上海钓鱼事件的错误原因在于在执法过程中实行有奖举报制度。这种制度若不加限制地使用，必然会产生职业举报人，利用这种有奖举报的制度来挣钱。并且，在实行有奖举报制度时，没有从法律层面认真审核，没有实施约束性的条件，也没有评估这种制度的后果，从而导致了钓鱼事件的发生。因此，钓鱼事件是制度的问题，是一种制度性的措施错误，执法不公也说明了干部法治意识的淡薄。而制度性的错误要用制度性的措施来终止，要千方百计地解决产生问题的制度性原因。 （中国日报记者   曹莉     编辑    裴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