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执法部门“特殊执法方式”整治黑车 “钓鱼执法”，上钩的是谁？ 朱惠卿绘（人民图片）

核心提示

被作为“黑车”查处后，司机大呼“冤枉”，称被“钓鱼”，有人提起诉讼，有人断指以证清白。

他们是乐于助人还是非法营运？交通执法机关是严格执法还是利益驱动？法院与执法部门研讨后制定的“指导意见”，与执法部门的“无一败诉”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

随着上海市政府的介入，我们期待真相大白天下。

好心让“胃痛”路人搭顺风车，不意遭遇整治黑车营运执法“倒钩”，被处“非法营运罚款”1万元——

中国日报网中国在线消息：10月18日，司机张军(化名)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遭遇。目前，他已向上海市闵行区法院提出行政诉讼并被受理。同样认为遭遇“钓鱼式执法”的19岁司机孙中界，无法自证清白，愤而自伤手指……

近日，上海陆续出现涉嫌“钓鱼”执法的争议或诉讼，而早在去年，此类执法行为已引发血案：上海市奉贤区的黑车司机雷庆文，在协助交通执法部门取证的“倒钩”陈女士拔自己车钥匙时，持刀捅刺致其死亡。雷在去年8月底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这些案例，让人们关注到该市闵行、宝山等地几年来整治黑车的某些特殊执法方式，更引出对于放置“倒钩”、“钓鱼执法”等执法方式的诸多疑问。

整治黑车营运，意在规范出租车营运市场，维护营运者和广大乘客利益，理应得到群众拥护。然而交通行政执法部门的行政行为为何争议不断？

司机疑遭“钓鱼”惹争议

市政府要求迅速查明事实

张军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他开车去单位，途中等红灯时，一男子捂住腹部，称“胃痛”，要求搭载一程。张军让其上车。约10分钟后，该男子主动提出给10元钱。张军说，我是私家车，看你胃痛才搭你的，不要你钱。

张军的行政诉状称，其停车后，七八名身穿制服的执法人员围过来，经过一番争执，张军被带入一辆面包车，轿车被扣押，“胃痛”男乘客则不知去向。

此后，上海市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认定张军非法营运，并处以1万元的行政罚款，交付罚款后可取回扣押车辆。

“‘胃痛’男子是‘倒钩’，我正是‘被钓的鱼’”，张军说。

张军将该执法大队告上法庭，诉状称，该大队工作人员故意设计陷阱，雇佣社会人员，冒充犯病乘客，利用其同情心获得搭载，继而诬陷非法营运，处以高额罚款，而其雇佣的社会人员也会因此而获得奖金；要求法院判决撤销该行政处罚，并让被告承担诉讼费。

“伤指证清白”的孙中界，是上海庞源建筑机械工程公司员工。

他说，10月14日晚，一名衣衫单薄的男子说天冷要求搭车，他好心搭载，5分钟后，他的车辆被另一辆面包车逼停到路边，搭车男子往车内扔上10元钱。

接着，车门被打开，车钥匙被人拔掉。一名男子出示了该市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调查处理通知书，称孙中界从事非法客运，孙和车辆均被带离现场。

最后，孙中界在调查处理通知书上签字。当晚，孙中界受到公司批评。无法自证清白的他，用菜刀自伤小指，被送往医院缝合。

孙中界一事，已引起上海市政府高度重视。上海市政府强调，必须坚持依法行政、文明执法，依法维护正常的交通营运秩序，依法维护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于采用非正常执法取证手段的行为，一经查实，将严肃查处，并已明确要求浦东新区政府迅速查明事实，并将调查结果及时公布于众。

另一位疑似遭遇“钓鱼案”的当事人陈瑞勤，是上海市爱慕园林绿化公司的职员。

陈瑞勤说，他开的是单位公车，去年遇到“倒钩”，被以黑车论处。他不服行政处罚，提起行政诉讼，但一审、二审均败诉。

陈瑞勤还告诉记者，他的车至今还没有取回，每天50元的停车费，累计已达两万多元。但奇怪的是，最近他被告知，停车费可以不收了。

背后是否存在利益输送链

律师申请“钓鱼”信息公开

“‘钓鱼执法’在上海及全国普遍存在，这几年有愈演愈烈之势。究其原因，是在‘钓鱼执法’的背后有巨大的利益链条。”18日下午，张军的代理律师，把19封邮政特快专递，从北京寄往上海18个区县的建设和交通委员会，以及上海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申请信息公开。

这名代理律师要求这些部门公布近3年来，查获黑车车次总量、罚款总量，以及每年的“预定罚款指标”；公布相关的代驾费、停车费及相关的“乘客”总量、给予“乘客”奖金的总额，以及是否有奖金收条等。

这名代理律师呼吁，因为我国并没有专门针对“钓鱼执法”的相关惩处规定，各地交通执法部门互相仿效，使用“钓鱼式执法”强行罚款，牟取巨额利益，导致与被处罚车主常常矛盾激化，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出台规定禁止。

法院与执法局商定“意见”

遭“偏袒交通执法局”质疑

针对孙中界断指一事，原南汇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法人代表朱伟忠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去年该部门曾面临6场诉讼，无一败诉。

在南汇并入浦东新区前，每年该部门至少查扣从事非法营运车辆2000车次。

“根据我的了解，类似的案件，无一不是原告败诉。”张军说。

2008年6月，上海高院发布《关于审理出租汽车管理行政案件的若干意见》，其编者按称，“出租汽车管理行政争议日趋增多，已成为社会热点，对此类案件合法性审查要件和方法的把握也有些争议，为规范审理，我院与市交通执法局等有关部门并邀请有关专家学者，就相关问题进行了研讨”。

律师富敏荣认为，这一内部意见明显偏袒行政机关，对于行政案件相对人明显不利。

他举例说，在意见第三大类，“对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确认非法营运行为事实的审查认定”中，非法营运认定事实太宽泛：行为人驾驶车辆招揽乘客，谈妥车费，乘客也实际乘坐了，因为被查获所以没有被及时收费的，也可以认定非法营运。

富敏荣说，如张军、孙中界等上海新近发生的疑似“钓鱼”案，“乘客”硬塞钱而司机没搭理，或乘客硬把钱放在车上，都可能构成“非法营运”。

华东政法学院行政法专家邹荣副教授认为，案件的认定不能一概而论。有些案件即使仅有收费意向，没有收钱，也可以认定为黑车营运。但是认定营运黑车，应该首先是没有执照，其次是要在一段时间内不断重复，对不特定的对象经营，而且达到一定的营运数量，偶一为之不能算。

邹荣说，“钓鱼”并非不可。捆住警察和行政机关的手脚，会导致违法泛滥。但是界限一定要把握好，放“倒钩”的人可以去获取线索，此后将线索递交行政机关调查。

他强调，当前最应该关注的是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制约。

编辑：段若兰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