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动规模到底有多大

如此大规模的人员调动，给武安市的教育系统带来了不小的震动。

记者找到武安市教育局人事科科长杨淑斌，他先表示愿意提供材料证实这次人员调动的规模，但随后又说采访须经过宣传部门批准，因此拒绝提供数据。

但他承认，开调令是原局长冯云生的意思，“工作要有延续(性)”。他并没有向新任局长祁有山汇报，新局长当时并不知情。

网上之前流传的帖子称，新任局长祁有山于8月19日晚与冯云生进行交接后，只收回了财务章，却没收回人事章，致使冯云生等人有操作的空间。

祁有山在电话中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他在19日接任以后，20日即回到交通局处理交接事宜，因此，财务章和人事章都是在21日才接管的。但他不愿意回应这一过程的详细细节。

杨淑斌表示，农村教师每年都有调到城区学校的情况，尤其是近几年来城区学校规制(原话如此，即规模和编制的意思——记者注)在得到扩充后，这种情况更加普遍。至于调动的条件，首先要由教师自己申请，此外，还要求申请人在农村学校待满3年，并且符合调入学校的要求。

教育系统内部人士透露，因为教育系统与其他系统不一样，从农村调到城里特别难，一年能调几十个就很多了，像今年这样大规模的调动非常少见。

有网友在“武安之窗”论坛的“武安教育”版上留言说，“动荡太大，以至于好多乡镇连正常的教学都开展不了。城里校长头晕了：分来这么多爷爷奶奶可搁哪呀。乡镇校长更蒙了：不是这班没语文(教师)，就是那班少数学(教师)，所有能用的都用上了，可还有一堆课没人上。”

也有当地教育界人士向记者表示，有些中学，总共十来个老师，一下子调走四五个，这哪行？

由于教育局不愿证实此次调入的规模，记者对一些乡镇学校的调动情况进行了调查。

北安乐乡教育办校长陈华杰证实，该乡今年有4位教师调入城区。伯延镇教育办校长杨立君证实，该乡为7人。矿山镇刘少华校长证实，该乡为15人，但都为支教教师。

知情人士透露，这次的调入，活水乡和石洞乡各8人左右，贺进镇、团城乡和西寺庄乡各为10人左右。

一位拿到调动手续的人士表示，他的编号已在140号之后，但他还算是办得比较早的，他所透露的总数在180人以上。

但在杨淑斌看来，这样的调动不会给乡镇学校带来师资不足。他说，有两个途径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一是有些学校本就超编，教师调走后编制数恰好够；二是有些超编的乡镇可以把多余的教师分流到缺编的乡镇。

大同镇教育办公室校长牛保增介绍，也有一部分教师从城区的学校来到农村支教。

多位校长均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不存在师资不足的现象，通过以上途径可以解决教师短缺问题。

但一位教育系统内部的知情人士透露，教师不断地调入城区，使城区的部分学校人满为患。

武安市有关部门提供的今年2月的数据显示，全市万余教职工中，有约一半的教职工分布在城区，城区教职工数量5300余人，而21个乡镇及所在乡下直属校在编人数加起来有4900余人。由于市内教职工太多，从而造成大量人浮于事的现象。

他透露，师范附小600多名学生，有近60位老师；第二幼儿园有90余名教工；第三中学有350余名教工，实验中学有250余名教职工，都存在严重超编现象。此外，古楼、白鹤观、北关、十中等学校都存在超编现象。但这些数字尚未获得有关学校的证实。

网上的帖子显示，“实验小学调进39人，师范附小调进20多人，十中五中均调入40多人。”除师范附小调进的人数被纠正为19人外，其余数据均得到了教育系统内部人士的确认。

记者打电话向实验小学校长李便琴寻求证实，她表示，只有经过教育局许可，她才能接受采访。

突击调动背后是否存在权钱交易

据武安市政府门户网显示，截至2008年年底，武安市总人口为75.6万人，现辖22个乡镇、502个行政村。

武安市教育局网站介绍，武安市现有各级各类学校485所，教职工10816人，专任教师8446人，在校学生16.4万人。

据教育系统内部人士透露，近些年来，农村教师人心不稳的现象非常严重，维持农村师资队伍的稳定已成了教育部门的重要议题。

大同镇教育办公室牛保增介绍，该镇每年都会有几个教师进城。这些教师进城的心情很迫切，有些是因为城里有亲属，有些是经济上达到了可以在城里买楼的水准，就会考虑往城里走。“这样的调动肯定会对农村的师资稳定产生影响。跟城里比，缺教师的肯定是农村，而且，骨干教师被城里挖走的现象也很普遍。”

然而，教师调动的权力掌握在教育局手里，谁能调动，谁不能调动，都要由教育局决定。

教育系统内部人士透露，不仅是农村教师调入城市，包括每年本科毕业的师范生进教育系统和代课教师转正，也得通过教育局，“这就为可能的权钱交易提供了空间”。

他还表示，多年来，教师调动从未经过局务会讨论，也没有向社会公开过。

突击调动给了当地一些人猜想空间。是否存在权钱交易，记者得到两种不同的说法。

费斌说，调动要花的钱，“都是明价，已经好几年了”。

他介绍，一个教师从乡下调到市里，多数是需要花钱的，如果市里的领导或其他局的局长打招呼，花3万元就够，如果没人打招呼，至少得5万元。

他证实，他所知道的一个调动，花了4万元左右。

对于为什么要在教育局原局长卸任后办理调令，费斌说，这次宣布非常突然，让被免职人员没有心理准备，只得仓促行事。他分析，这些事是不能不办的，“送了钱不给办，办成了没人说，如果不办……”，“这些老师的钱也不容易，尤其是乡下老师，每一分钱都是牙缝剔出来的，他们除了工资还是工资”。

但杨淑斌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调动过程中，“绝对不可能存在权钱交易”。他说，调动的单子都由原局长看过，而且“往年调动的人数要比今年多”。

记者尝试与冯云生取得联系，但拨打他的两个手机号码，一个关机，一个被转到了秘书台。

拨通他家里的电话后，接电话的一位女士表示他还没回家，随即挂断电话。

9月15日19时许，记者先后拨打了武安市市委书记、市委副书记及纪委书记的电话，但前者的电话被转移到市委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那里，他声称不清楚此事；后面两人的手机多次拨打皆无人应答。

至少两位曾在相关事件中送过钱的教育系统人士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如果纪委介入调查，他们愿意站出来作证。

本报将继续关注事件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