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中国在线消息：6月16日一大早，杨凌示范区又迎来了两拨客人。

一拨直奔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一拨径直来到还在建设中的现代农业示范园；一拨来自天津，一拨是菲律宾来的国际考察团。

这个巴掌大的地方，近些年不清闲。从12年前的那场变革开始，这里发生的一切都使外界充满了探访的欲望。

太多的人，想从这个种植农业大国梦想的地方学到点儿什么、带走点儿什么，或者，留下点儿什么。

中国农科城的蜕变

这里不光从“一条街道”变成了一座小城

城市入口处，巨型的后稷塑像风雨无阻地提醒每个来到杨凌的人，这里是中国农耕文明的发祥地。翻开《史记》，4000多年前，农官后稷曾在这里“教民稼穑，树艺五谷”。

辛亥革命元老于右任一亩地一块钱，盘下一万亩地，1934年和爱国将领杨虎城在此创办了西北农林高等专科学校。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又先后在这里设立了10所农林院校和科研机构。

杨凌一时聚集了5000多名农业科研人员，其中包括赵洪璋、李振声、朱显谟、山仑、李振岐等一批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院士、专家和学者。

杨凌，被外界称为中国的农科城。

有趣的是，直到改革开放之后，这个“农科城”还只是个小镇，只有一条像样的街道。可这个小镇却非比寻常。十几个农业科研教学单位，6名院士，据说在路上碰到三个人就有两个可能是大学生。这里似乎连空气里都弥漫着知识分子的气息。

可堪骄傲的历史和资源，当时并没有创造出应有的辉煌。

10所农林院校和科研单位，分属教育部、农业部、水利部、中科院、陕西省5个“婆婆”管。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体制里，5000多名科研人员在这里教学研究，虽然也出了不少成果，但多数都只是停留在纸上，在履行完教学、晋级、评奖的使命后，也就躺进了故纸堆里。

就连一墙之隔的当地农民与这些科研院所，也只是鸡犬之声相闻，却很少往来，享受不到这众多农业科研成果带来的实惠。

其时，改革开放已近20年，市场经济大潮开始涌动，人才流动不再成为禁锢。“这种僵化的体制，使大量的农业科研教学人才外流，最多时一年流失了近100名农业科研教学人员。”张光强说。

6月12日中午，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这位杨凌示范区党工委书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向记者讲述今昔变迁，难以掩饰内心的荣耀。

杨凌变了。

在他主政杨凌的12年里，这里不光从“一条街道”变成了一座小城。

这个只有几万人口的小城，人才库里记载着这样一组数据：博士生导师216人，硕士生导师623人，两院院士3人、双聘院士6人，近两年先后引进的留学归国人才187名。与12年前恰恰相反，人才开始回流。

而当地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也由1997年的1300多元增长到2008年的4842元，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注册企业由12年前的17家增加到900余家，初步形成了以生物制药、绿色食品、环保农资和农牧良种为主的产业格局……

改革：摸着石头过河

杨凌要为中国农业现代化探路

“杨凌是在承担国家战略的过程中，壮大了自身。”杨凌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梁宏贤一语中的。

1996年，时任陕西省省长程安东，陪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到杨凌视察。李岚清连说了两个“没想到”：“没想到这个小地方聚集了这么多科研人才，没想到这儿的条件这么差。”

李岚清视察杨凌后的第二年，党中央、国务院在杨凌设立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由科技部等20个部委和陕西省政府共同建设。

张光强受命来到杨凌，开始主政这块国家“试验田”。

“设立杨凌示范区不光是为了解决杨凌的问题，用岚清同志的话讲，是为了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解决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张光强说，“杨凌要为中国农业现代化探路。”

探路，意味着摸着石头过河。

杨凌试验的第一步，从管理体制开始。杨凌示范区成立当天，管委会面向全国公开招考公务员，此举开了陕西省先河。

直到今天，这个具有地市级行政管理权、省级经济管理权和部分省级行政管理权的示范区，也只有不到100个编制的公务员队伍。党政合署办公，行政区划上独立，随便碰见一个公务员可能都身兼多个部门的职责。

“大局制”有效发挥了管委会的工作效能，用张光强的话说，杨凌是拿10%的财政吃饭，90%的财政来做事。而人事关系的简洁，为后来改革的迅速推进埋下了伏笔。

示范区成立两年后，国务院批准杨凌地区的10所农林院校和科研单位进行资源整合，合并成新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杨凌职业技术学院两所大学。杨凌开始“农科教相结合、产学研一体化”的改革探索。

这个涉及到不少人利益的改革，并非一帆风顺。

因为涉及到学校和科研单位至少数百名处级以上干部的位子，“思想不通、对改革有抵触的并不在少数。”张光强回忆说，但随着改革的进行，大家逐渐有了认同感。

合并之后，学校首先围绕农科教、产学研一体化的建立，开展了一场思想大解放的讨论。以前，教师对“产”的理解就是办校办产业。通过大讨论，统一了认识：这个“产”，不是校办产业，而是农村经济，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这个大产业。教育和科研都要围绕这个“产”来进行改革，建立能促进其发展的体制和机制。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专门设立了“推广教授”和“推广研究员”岗位。“对搞推广达到一定成就的人，就不从发表论文上进行考核，而直接评聘为‘推广教授’，按照一定标准，给身在农村第一线的‘推广教授’按天数发放补助。给为农民带来显著收益的推广者给予重奖，”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孙武学告诉记者，“效果很好！”

现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校长的李华是这场改革中的亲历者。1986年，年仅26岁的他，作为在法国学成回国的第一位中国葡萄酒学博士，来到当时的西北农业大学，筹建了葡萄酒学院。

“这是我最热爱的事业，可在示范区成立之前，我也想离开这个地方。”他曾经对记者如是说。而这场改革，不仅把他留了下来，更让他“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地方”。

“体制和机制上的改革创新，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出先进的生产力。”回看这场改革，张光强如是说。

“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模式”

闯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农业发展的新路

在陕西宝鸡、渭南、西安等地采访的几天里，随处可以看到田间地头立着的“科技示范”的牌子，常常让人生出一种错觉：这里是杨凌？

理顺了科研教育资源的关系之后，杨凌示范区决定走出杨凌，“借盘盛菜”，开始探索一种“在政府推动下，以农业大学为依托，基层农技力量为骨干”的农业科技推广新模式。

如果不是这次改革，赵政阳的生活会是另一个轨迹。现在，这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却在陕西省白水县建起了自己的苹果王国，几十人的团队，一年有200多天在果园子里和果农打交道。按照政策，他一天可以拿120块钱补助。

他更像一个庄园主，整整一上午带着记者连跑了几个乡的果园，“有一种满足感！”

“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和机制的真正改革是从杨凌起步的。”作为改革者，张光强对自己主政杨凌12年所做的探索如是评价，“杨凌在中国农业科技改革示范中的最大贡献，就是冲破了在计划经济年代形成的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体制的桎梏，闯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农业发展的新路，国家财政部、科技部对这项探索给予了有力支持。”

张光强曾在访问美国时，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对美国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进行了系统调研。

“美国有着世界最发达的农业，科技在农业发展中的贡献份额很高，”张光强说，“很重要的一点是，美国的州农业推广站隶属于州立大学，站长由州立大学农学院院长兼任，从而把教学、科研和推广三者融为一体。”

而在我国，农业大学培养农业科研人才，科研单位出科研成果，省、县、乡三级农业推广服务体系负责推广。这个沿袭了几十年的“三驾马车”式农业科研和推广体制，最大的弊端就是拥有先进技术和成果的人没有推广的任务，而负责推广的人又没有技术和成果，两者处于分离状态。

“这阻碍了农业科研成果和先进技术迅速进入农业生产中。”张光强说。

杨凌借鉴并改良美国的模式，选择典型的产业区建立永久性的“产业示范试验站”，培训当地的农技人员和尖子户，然后由他们向下辅导，进行辐射带动。

“现在，我国的农业科研人员和农民的比例是1∶30000，农技推广人员太少，”张光强说，“所以，我们要把农技人员培养成专家的腿，让它呈几何裂变。”

2006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到陕西白水县建了一座苹果试验推广站，由赵政阳等学校的苹果育种、土壤、栽培、植保和农业经济专家组成一个团队，把苹果种植、加工、经销等需要的科研成果和技术进行组装，由专家团队带到白水县，进行示范推广。

这种与当地政府合作，通过建试验示范基地的示范机制，使国内外的优良品种在杨凌以外大范围扩散，杨凌的科研成果和技术，也在开放中走出了杨凌，走向了全国。梁宏贤笑称，杨凌创造的是一种“章鱼模式”。

目前，杨凌已在全国16个省区建立农业科技示范推广基地151个，引进、推广国内外良种1700多种，培训农民400多万人次，推广农业实用技术1000余项，推广农林作物良种2亿亩，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00多平方公里，受益农民5000多万人，每年科技示范产生的效益超过60亿元。

科技部调研组几次调研之后，在报告中如是评价：杨凌是国家示范推广现代农业的先驱者，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先行一步的探索者。

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一年时间连续三次到杨凌调研。他称赞杨凌的建设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模式，其进行的公益性农业科技推广模式，是国内最受农民欢迎的模式之一。

“一切才刚刚开始，我们拿出所有的耕地家当，正在建设一个现代农业示范园，”梁宏贤邀请记者两年后再来看，“看现代农业真正在杨凌开花结果。”

编辑：邓京荆 来源：科技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