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中国日报》5月7日报道：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时往往戴着有色眼镜，对中国在保护环境、改善人权等方面所做的努力置若罔闻，却对中国的负面新闻津津乐道，有时甚至会为了耸人听闻而歪曲事实。作为一名旅游记者，马耳他人维克多•保罗•布格（Victor Paul Borg）为英文《中国日报》撰文，结合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从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角度分析了西方媒体对中国持有偏见的原因，批判了他们的傲慢与偏见。全文如下：
我很早就认识到，当报道外国或不同国家时，许多甚至大多数西方新闻作者的话并不可信。这种认识来源于我多年在亚洲生活和写作的经验，因为我始终关注西方主流媒体所刊登的那些有关我非常熟悉的地方的新闻或是特写。在那些报道的描述中，事实常常被歪曲和曲解。
这种与实际情形或当地民族精神的南辕北辙非常离谱，也引发了对最近发生的西藏打砸抢烧暴力事件及其后续事件的那些没有深度的报道。
我并不负责报道新闻，通常也不写有关政治的报道。我主要写关于广义的旅游的文章，也就是说在旅游的题目下，挖掘有关人物或事件发展的故事。但是，关于中国负面的报道真的激怒了我，让我非得在这儿发泄一下怒火。
就像我说过的那样，偏见性的报道并不只是针对中国，但是中国目前总处于新闻关注的焦点。正因如此，有关中国的断章取义的报道也占了相当大的份额，并且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看起来，不管这些报道讲的是什么故事，全都转化成了对中国的攻击。
我可以随便举出几个例子。去年，我做了一些有关四川山区（还有甘肃和陕西，范围没那么大）的自然保护和生态旅游的研究，发现大量的保护工作都涉及到对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和扩大，包括为这些保护区建立野生动物走廊，在坡地和农田旁进行森林再造，以及对自然保护区进行生态旅游开放等。
后来，我在一份颇有影响力的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分析的是最近中国在环境方面增加预算的问题。这篇文章宣称预算的大部分都用在解决北方的沙漠化问题上了，可作者就没有注意到在四川、甘肃和陕西那些地方关于保护自然保护区的宏大计划。
在一份英国倾向左翼的新闻杂志上，我也读到这样的一篇文章：作者在文章开头叙述了中国各地都在开展植树造林活动，但他紧接着笔锋一转，在文章剩余的部分着重去讲在上海某些木材场里，有可能存在着非法砍伐来的印度尼西亚印茄木材的事。
从上面的两个例子中，可以看出那些冗长的文章的用意之阴险，没有做到任何平衡，基本都是一叶障目。英国杂志（那份自诩为推动社会公正之力量的杂志）的那篇文章出自经常攻击中国的通讯员之手，遵循着那类文章的模式（该文章的题目是《先种树，然后进口非法木材）。
如果要做到公正的话，登在那份英国杂志上的文章应该从那些可能是非法的印茄木材说起，再讲讲官方正在做什么以阻止这种贸易，为什么官员们在一些案例中会败下阵来，然后探讨应该再做些什么。
这样才可以说是一篇平衡的、有建设性的文章。可是那位作者的文章可好，简单牵强地把两个毫无关联的故事（中国植树造林和可能存在的非法获取的木材）绑到了一起，弄成了一篇慷慨激昂地反对中国的东西。这是一种拙劣而又耸人听闻的新闻模式。
在我给一份旅游杂志写一个故事时，我发现，耸人听闻的报道往往会导致更耸人听闻的效应。我的文章讲述了作为一个西方人吃在中国的经历，叙述了我是如何从最开始的反感到后来又如何爱上了吃诸如动物内脏，鸭舌头，鸭头之类的东西。对外国人来说，那都是些很奇怪的东西。我还讲述了我是如何尝试着用筷子去吃整条烧出来的鱼，在拣出肉的同时又不吃到鱼刺。
然而，编辑却非要我加上在中国吃东西时，可能会因不安全食品而带来潜在危险的内容。那会儿正好是去年关于食品安全危机的恐慌最盛之时，也正是西方媒体大肆炒作中国“不安全”的食物和产品的时候。
我告诉那位编辑说那是不恰当的。因为在中国餐馆吃新鲜食品潜在的危险仅仅是致轻微的食物中毒，（相比发达国家而言）中国对轻微食物中毒的卫生学定义相对宽松，而且这种卫生学意义上的宽松标准在当今所有发展中国家里是普遍现象。那么，要是我写的是一篇关于吃在泰国的文章，编辑还会让我加上那些关于有食物中毒的潜在危险的部分吗？不，他不会那么要求的。那么为什么单单到中国这儿，就要这耸人听闻的效果？
因为编辑相信他曾读过的那些耸人听闻的故事，同时也希望把我的文章和这样的新闻联系在一起，让它更有新闻相关性。可是我拒绝成为一个耸人听闻的人，结果编辑拒绝发我的文章。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西方记者对中国持有偏见？其间有许多相互关联的原因，有些是历史的，有些是文化的，都是造成偏见的原由。这些还包括极具优越感和种族主义的遗留感觉（这种感觉造成了西方人对不同民族的人的产品和意图产生不自觉的怀疑），文化上和政治上的无知（这造成了记者以曲解、错误的假定或是遗漏真实的情况，使他们的文章更具迷惑性），以及帝国主义的观念（这导致了一种自负，即只有西方讲的才是真理，而其他任何人讲的不同意见都是错的）。
当提到中国时，这些感觉就催生了对中国崛起的恐惧。这些兆头也让记者和播音主持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没有在中国工作的经历）戴上有色眼镜，使他们对中国看不顺眼。
至于西藏，一种特别的浪漫主义情绪带来了混乱的成见。很多西方人对西藏持扭曲的观点。在他们眼中，佛教是某种启蒙哲学，而西藏人是无欲而又平和的天真人群。这样的西藏成了“香格里拉”，成为乌托邦的化身，中国人则被看作是这种田园牧歌的掠夺者，而这种成见又因为好莱坞电影的大肆渲染得以加强。
这就把我们引向一种情形：无论西藏流亡者说什么都被认为是对的，无论中国政府说什么都被认为是可疑的。在这种语境下，他们相信达赖喇嘛那带有强烈的政治动机的宣传，相信他所说的西藏“文化灭绝”和“环境毁灭”。
但是如果记者们能够撇开偏见去观察，他们就会发现其实并不存在任何人为的扼杀西藏文化的图谋。他们也就能转而认识到，中国政府对西藏少数民族的政策（比如自由教育，不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允许携带匕首，为牧民提供免费房屋等等）事实上是非常宽松的。他们也将看到西藏最大的环境问题之一是因过度放牧牦牛而引起的草场退化。在那里，牧民不为吃肉而杀牦牛（由于宗教原因）。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这些牲畜浪费了资源。
不过现在整个画面因各种花言巧语而变得阴暗，就像英国某国家级大报上的导语中所说的那样：“（奥林匹克）火炬传递在运动会开始前应该停下来。坚持火炬继续传递并让其经过西藏，只能导致文化帝国主义的进一步行动。”我却怎样也看不出来，奥林匹克火炬在西藏传递为什么就成了“文化帝国主义行动”？
既然奥林匹克火炬并非中国出口，甚至根本就不属于中国而是属于国际社会，既然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那么那种论调就丝毫不符合逻辑。它只不过是阴险的反华言论而已。
在面对这种不公平的对待时，中国应保持耐心。去年，中国接待外国记者的门开的更宽了。但是在很多事件的报道上，那些记者并没有写出建设性的文章，他们的报道十分无礼。但是，中国政府不能出于本能的反感而关门。因为一旦关门的话，无疑会使那些说中国政府隐瞒事实的说法更加可信。
关上一些门并不能阻止坏消息的产生。相反，中国必须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开放政策，并且更加老练和坦率地向世界宣传自己。随着更多的人接触并了解中国，随着中国的政策取得积极的效果（比如在非洲，就显示出中国的援助发挥了西方援助无法起到的作用），持批评态度的西方大众将认识到中国是一支好的力量。
当（而不是如果）这些成为现实的时候，公众和新闻报道的看法将转变为对中国有利。
（作者：维克多•保罗•布格，Victor Paul Borg，马耳他人，旅游记者。 编译：辰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