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排右一穿蓝衣者是卡尔·柯鲁克，前排左一是卡尔的妻子，右一是卡尔的母亲。
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英文《中国日报》10月16日报道：卡尔·柯鲁克（Carl Crook）长着一张外国人的脸，汉语却是他的母语。
这个英国人1949年出生于北京。
58岁的柯鲁克介绍自己的时候，很喜欢说自己是“新中国的同龄人”，因为他和那一代的中国人有着很多共同的经历——比如文化大革命和经济改革。
柯鲁克也许是见证中国过去数十年变化的最佳外籍人选
这个特殊的北京人和他的美国太太住在传统的四合院里，在众多西式高楼大厦环抱中，他们那450平方米的四合院很是显眼。
他们的客厅可谓是中国文化品味的完美写照，目之所及是书、CD，青花瓷器和中式家具，虽身为名特食品葡萄酒公司的执行董事，房内却看不到一瓶红酒。
尤其引人注意的是挂在墙上的几张已褪色泛黄的大照片，诸如抗日战争期间的柯鲁克父母在中国共产的领导下身穿八路军军装等，透露了这个外国家庭与中国的特殊渊源。
父亲是英国共产党员
谈到柯鲁克一家的故事，最好从他的父亲戴维·柯鲁克开始。
戴维·柯鲁克1936年加入英国共产党，西班牙内战（1936~1939）时志愿加入了国际纵队。那时他浑身热血，却在参战第一天就负伤，转移到战地医院后，他读到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于是对中国这个东方国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戴维·柯鲁克1938年来到上海，在教会学校教文学和英文并从事情报工作。
一年后，由于对日战争原因，他离开上海去了成都，在那里他与生于成都的加拿大传教士的女儿伊莎贝尔·布朗相爱。
他们都对中国的土地改革十分感兴趣。于是在1947年，这对革命夫妇北上到达当时中国最大的解放区，并在河北省的十里店村开始研究工作。
那是中国村庄第一次在战争时期开放给外国人作观察研究之用。
柯鲁克夫妇没有把自己当作共产党的客人，而是与当地村民同吃同住。白天他们与村民一同参加各种活动，晚上他们在油灯下整理收集到的信息。
1959年，戴维·柯鲁克夫妇合作撰写的《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在伦敦出版。
这本书探究了一个落后的村庄如何转变成革命战场的过程，对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土地改革十分有益。
柯鲁克夫妇本应在中国解放之后返回英国，但是他们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邀请，成为了在北京教英语的首批外国专家。
柯鲁克说，“不像普通的北京人那样成长在胡同里，我的童年是在机关大院里度过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是新一代的北京人。”他忆起新中国建立早期，那时候来自全国各地200多万的精英们都赶赴首都北京为其发展做贡献。
这些精英，包括大学教授和军官们，根据社会地位的不同住在特定的宿舍里。但是高高的围墙也无法完全阻挡柯鲁克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尤其是在阿姨带他出来玩的时候。
那时候在北京像他一样金发碧眼的洋娃娃还很罕见，他走到哪里都被好奇的人们围观，而且大家不断地给他零食，直到有一天他的胃吃出了毛病。
“从那时起，我的背后就多了一张‘不要喂！’的条子，就像动物园里警示游人‘禁止投食’的牌子。”柯鲁克笑着说，“我想这个条子是我母亲贴在我身上的，但是她一直否认都此事。”
令人惊奇的是，柯鲁克八岁之前还不会说英语。
他回忆道：“我父母，尤其是我母亲，感觉在中国呆了这么长时间还不能说好汉语很是可惜。因此他们不想在我身上重蹈覆辙。”
但他被带回英国和加拿大大约一年后情况有所改变，他的英文进步神速，因此在家里与父母用英文交流变得方便多了。
“但是我和两个弟弟说话的时候一直用汉语。”柯鲁克强调说。为了防止宠坏柯鲁克，他的父母把他送到了崇文区的一个寄宿学校。
一般他和中国的同学相处得都很好，但是一旦男孩子们开始打架就不同了。
“他们对我充满了憎恶，甚至把半个世纪前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事情怪罪到我的头上，我显然与此事毫无瓜葛。不知为何我就是觉得他们是中国义和团的后代。”他微笑着打趣说。
“我在文革中没有受什么苦”
“只有在那时，我觉得在外国人在中国很艰难。”
任何像柯鲁克一家一样有如此复杂国际背景的家庭，都无法逃脱文化大革命那样黑暗的时期。
他的父母入狱五年，而柯鲁克被送到北京郊区的一家农机和汽修厂当工人。
“我不责怪国家，实际上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命运。”
“坦白的说，我在文革中没有受什么苦。因为很多人都在努力帮助和保护我们。比如说，我父母身在狱中，他们的工资却没有停掉，我每个月就能得到他们每人每月180元（22.5美元）和我每月20元（2.5美元）的工资。因此，在那个时候我变得出乎意料的富有。”柯鲁克脸上露出了爽朗的笑容。
他曾想和弟弟一同离开中国，但是直到1973年他们才拿到出境许可。于是他们回英国住了7个月。
由于柯鲁克在中国工厂的工作经验，初到英国的时候他很容易的找到了工作。后来他继续去美国深造学习。
“北京让我感到温暖和快乐”
在美国取得教育学和东亚研究两个方向的硕士学位之后，柯鲁克80年代回到中国来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流利的汉语让柯鲁克在众多竞争中占很大优势，他被聘为一美国石油公司的驻京代表（1985~89），该公司在山西有一个煤矿项目。
柯鲁克每年都会和妻子回到美国休息一阵。
他说：“十年来，我们住的地方除了技术的进步没有什么变化：同样的房子，同样的街道和相同的人，但是这段时间觉得北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直奔波于大洋两岸的这两个风格迥异的城市让我感觉很奇怪。”
对他而言，北京有其神奇之处，能在这里见证经济改革之后北京的巨大发展让他感到备感荣幸。
“我们的祖先没有机会亲眼目睹这么巨大的转变，他们所能看到的只是细微的社会经济变化，而我们却看到了北京在十年里实现了人类上千年发展的进步成果。仅凭这一点，我就是个幸运的人。”
除了称赞北京的发展成就，这个外国人对于城市的重建还有自己的理解。
他笃信中国现代建筑奠基人梁思成的看法：为了保存文化遗产，新城的建设应在老城区的周围，而不是与老城区混合交叉。
柯鲁克是个无神论者，他潜移默化地被他的共产主义家庭信仰影响着。
“共产主义首先是一种社会理论，但我认为它也是一种文化遗产。”他解释道。
“最让我感动的是我父母为自己的信仰无私奉献的精神。他们一生的积蓄也不过10万元（12,500美元），但是他们从没停止过扶危济困，他们也得到了回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乎他们。对于那些只关注自己的商人来讲，这种事情是遥不可及的。”
他强调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国家要特别关注那些有特殊需要的人们，而在这一点上中国已经落后于西方国家了。
他评论说“社会主义要和谐发展，减缓房地产和汽车行业的发展速度是十分必要的。”
闲暇时间，“北京人”柯鲁克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或去看望自己92岁高龄的母亲，他的母亲身体很健康，还住在北京。
柯鲁克把北京当作自己扎根的地方。
“就像读一本自己喜欢的书，北京这个城市让我从内心感到温暖和快乐。”
（《中国日报》记者 谢芳 编辑 张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