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英文《中国日报》9月11日报道：英国智库Demos科学与创新中心主任，兰开斯特大学高级研究员詹姆斯·威尔斯顿（“中国：下一个科学巨人”的合著者）在《中国日报》国际言论版发表文章，指出中国将在世界创新体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全文如下：

总部设于巴黎的经济合作组织（经合组织OECD）是全球首屈一指的经济智库，其专家能够对一个国家的重要经济信号做出即时解读，并在第一时间为该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开出良方。

两周前出版的《经合组织评论》中一篇中国创新政策的文章可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虽然过去的五年里中国对研究领域投入的大量增加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但直至今天经合组织才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给出独立的判断。基于资源流动的广度和速度，经合组织认为：毋庸质疑，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主要研发者角色”。

但挑战与机遇并存，经合组织在报告中还强调了中国仍需深化改革的一些领域：

教育领域内过分强调消极的学习方式和考试评价体系的状况鲜有改进，市场中的竞争壁垒仍旧存在，创新活动也因此难以得到相应的认可。

在商业领域，尤其是在中国的国有企业中，急需改革法人治理模式来促使管理者投资具有一定风险的产品研发。另外，金融领域内风险投资大量缺乏，法制系统内近年来虽取得很大进步，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仍然任重道远。

在政府内，要加快对经济创新产品和服务的推广，还需得到公众的努力配合。

经合组织报告还强调了平衡国内经济改革和全球一体化的必要性。中国取得的成就虽然令人刮目相看，但是这也要在科学和创新发展的全球大背景下来理解。不仅整个亚洲，还有中东，甚至非洲地区，研发的投入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增加。全球创新的重心将开始转移。

研发能力的发展对中国、对世界都是巨大的机遇。来自不同地区的更多人才为了更加多元的观点而努力，这对创新而言可谓好事一桩。可能贫困会随之减少，人们的生活水平会因之提高，我们应对和战胜挑战的可能性也会增加：无论是应对气候变化还是开发流行病的疫苗。

但是这些发展进步也伴随着某些阻碍性张力的产生，谨以发展中的三点脱节说明：

首先是显性创新和隐性创新之间的脱节。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各样的创新发展浪潮，政策制定者却荒谬的把创新锁定在狭隘的技术领域内，并由此定义创新的来源和发展未来。

实际上，我们用来诠释和理解创新的概念大多还局限于简单科学应用于工业生产的“管道传播”模式。但这种模式在很多方面无法解释先进经济中创新的发生和发展。它过分强调新产品的发明，却忽视了服务领域和过程方法的创新。

此外，它还把制造业创新作为所有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金融服务、创造性产业、零售、咨询、公共卫生和教育等重要领域的创新却只能位居其次。其实当今社会中很多创新都在我们的测量指标和尺度之下无声无息地发展着。

像这样对隐性创新的宽泛理解对中国这样的国家十分适用，因为中国具有传统的研发密集型部门所缺乏的丰富能源、创造力和企业家精神。

《快速企业》杂志最近的一则封面故事中提到了中国创造阶层的兴起。如果谁对此有异议，就应该到北京的艺术特区大山子去走走看看，那里是中国电影、艺术、音乐和动画的实验主义工场。

但测量这种类型的创新是需要一定技巧的，把他们与科技创新联系起来就更难了。若想更精确的测量经济创新，我们必须要做好对上述的这些创新的测量和评价。

第二点脱节在于创新的国家战略与世界战略的断层。事实上，中国创新能力的崛起已经引起了欧美的担忧。即便是“本土创新”的善意说法也很容易招致欧美的消极保护性应对。

让我们成熟地看待这一明确存在的竞争形势：中国日益增长的创新能力必然会对欧美国家在知识型产业中的地位构成挑战。

但简单地把这种挑战视为一种威胁同样是极端目光短浅的。随着中国创新能力的增长，核心的问题在于欧美国家的保护性政策应对所起的作用。对强调全球合作和观念交流的“全球创新”来讲，这些政策是提供动力，还是所起的反作用力要大一些？

因此我们优先考虑的应是发展协调国际科研合作的机制，支持一流的科研人员实现全球性的研究目标，而不是筑起民族科学的藩篱。

最后一个发展脱节集中于争论支出尺度的方向问题。我们用于分析创新的框架长于测量数量和速度，但要分析投资和活动可能导向的不同结果，这种框架就难免过于简单了。

若按照典型的创新分析框架，仅关注其热衷的研发率、完成数量和专利档案数，我们所冒的风险就是牺牲更为基础性和开放性的问题不去解决。

在中国，科学和创新是有关改革的速度和发展方向大讨论的题中之义。鉴于目前的投资水平和发展远景，中国无疑将在未来的十年内成为全球创新的增长动力。

但这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中国解决目前错综复杂张力的最终结果：计划经济和市场存在张力，国内发展还是国际战略的优先权需要协调，基础研究设施的硬件环境和文化、道德软环境的构建也要兼顾，还要处理好科学工作者的技术与创新，以及本土企业家和“海归”之间的关系问题。

因此要预测中国科学的未来，我们不能沾沾自喜只问中国发展的速度有“多快”，还要考虑到这种发展的“方向是什么？”，是“谁提出的”以及“发展的原因何在？”

一个核心的问题是中国是否会将日益增长的创新能力应用于走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之路。中国正逢孕育突破性的低成本创新的大好机会，如果这种创新可以实现，将会对中国经济向低二氧化碳排放方式的转变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中国应该在世界舞台上扮演开放性全球创新的有力支持者，摒弃20世纪传承下来的合作方式，改变游戏的性质，发展前所未有、最具合作力的、相互作用的全球创新体系。（编译 霍默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