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曾经有个著名的比喻，就是把华盛顿称为“兼具北方的魅力和南方的效率”的城市。笔者作为一位从华盛顿还是一个小规模沉静的首都时便生活在那里的人，发现近期中国接连发生的产品安全和质量问题与美国过去的经历有着惊人的历史相似之处。从药品、饮用水到汽车零部件，都引起人们对产品安全可靠性的担忧。就像把33 1/3转的唱片放在78转的留声机里一样，当转速变了，音乐会有些走调。但如果你仔细听，还是能依稀辨认出音调来的，甚至能听出大部分歌词来。

毫无疑问，产品的安全和可靠性都是很严肃的事情。我和我的夫人现在对于从哪买牙膏和止疼药都很小心；我们会想瓶装里的水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在吃包子和其他喜爱的食品前也会再三考虑。一想到正在呼吸的空气，我们就会不寒而栗；我们不知道中国如何让河流免遭经济迅猛发展带来的污染恶果。但是今天中国发生的一切并不是没有先例，别的国家—包括美国—都有过类似的经历。这些只不过是一个不受约束的市场经济体，在变革为更具规范和国际竞争力的经济体之前必然会发出的痛苦呻吟。

大多数发生在中国的产品安全和质量问题都是由一些并没恶意的人们造成的。他们无非是想在一个竞争激烈但是缺乏规范的市场里做好自己的事情，而在这样的市场里，大家关心的只是直接成本。在很多行业，飞速的经济发展把中国变成全球竞争最激烈的战场：工厂为打败竞争对手获得订单或者市场份额，把利润挤压到最薄的程度，同时又把成本降到尽可能低的地步。如果有既便宜又看上去差别不大的原料，他们就会拿来代替优质原料。对于像清洁的空气和水这些对企业没有直接关系的因素，若没有有效的监管干预，是不会有成本发生的，且不会从产品的价格上体现出来。即使是中国最负责任的、一心想生产出高质量产品的工业，也经常不得不面临两难的选择：要么赔钱，要么丢掉市场份额，还有可能同时失去两者。在这样进退两难的处境中，那些屈于压力并以牺牲质量来保住价格竞争力的公司最终发现自己不是引起国内越来越强烈的不满，就是因其产品的质量和安全问题而被国外监管者拒绝于大门之外。

这是不是听起来有点耳熟啊？的确如此。让我们回顾一下厄普顿·辛克莱的事件吧。想想纽约的制装业的血汗工厂，还有那些在新英格兰纺织厂里的打工的童工吧。还记得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的成立起因吗，再近一点，还有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的成立缘由。拉夫·奈德（Ralph Nader）曾经是个理想化的消费者权益倡导者,后来却成为公众唾弃的美国总统候选人……这件事离现在大概也就不到40年的时间。

中国现在正在认真地进行激烈的自我反省和批评。当中国在打理好自己的后院，准备面对国际市场的时候，我们应期待有什么变化？

过去是未来发展的序幕。虽然我们两国之间在政治和文化上有很多差异，但中国的市场经济目前所面临的挑战与我们过去的经历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尤其在国人的期待和国际竞争方面。倘若中国现在做的非常规范，中央政府有相当大的权限和影响力的话，我们反到会感到吃惊。美国在二战后曾有有过相同的经历，如今欧盟正在经历这一过程，而同样的事情也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中国公司会让这一切发生。

消费者的期望和需求正渐渐开始对产品质量和安全产生影响。真正特别重大的腐败案和官员渎职行为可能会带来非常直观的处罚结果，但其产生的防范作用有限。

中国监管环境要想出现大的改观，取决于以下两个更重要的因素。第一，优秀的中国公司联合起来一道呼吁政府提供更完善和更有效的管理措施，我们这里指的是那些面对西方客户并抱有将产品和品牌推向国际市场雄心的中国公司。一些西方的公司也会加入到它们的行列中，这些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外国公司管理人员也会像我跟我的夫人一样，担心自己使用的产品原料是否会有质量问题。毕竟这些外国公司会受到自己本国的监管者和消费者的监督。志同道合的中外公司都希望而且迫切需要一个公平的竞争平台，在这样的平台上，那些单靠价格取胜的竞争者会被罚出场外。

第二，中央政府将进一步制定操作性强的法规……而且在实际中一定会被执行的法规。相信我吧：中国最不想看到的就是让国际市场决定自己人民和公司的命运。不管中国以多么史无前例的速度成为市场经济，它仍然还是一个计划经济指导下的市场经济，而且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中国将推出更加统一和执行力度更加强的法规措施。

这些变化对于中国中央政府的规模和格局来说意味着什么？就像在美国新政时期，或者更为明显的1960-1980年代的联邦政府一样，中国的中央政府会变得更强大，中央政府在监管方面对省级政府的影响力会变得更大，它会发现，通过财政措施进行统一的监管要比执行死刑和牢狱等手段来的更人性化，也会更容易得到响应和服从。像中国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这样的官员就会有更多的手段对省一级的地方采取更精准的管理办法，并保证法规得到贯彻执行。

中国的公司，还有在中国开展业务的跨国公司现在面临着两大挑战。他们需要有效的管理和沟通，才能从一系列危机中突围出去。这些危机包括产品安全，公共卫生，环境质量，雇主劳动行为以及一些公共关心的问题。这些问题才刚刚出现，而且挑战很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至少在北京奥运会前后是这样。同时，他们需要快速了解如何帮助政府确立监管措施新的方向；如何让政府官员明白哪些法规是可行的，哪些是不可行的；以及如何在政策监管和投资方面做出战略选择—这样的抉择要么能让企业快速适应并发展壮大起来，要么使他们快速走向毁灭。

所有这一切都让我这位身在北京的华盛顿律师感到如此亲切。

（作者：Eliot Cutler 康艾黎是国际律师事务所—艾金·岗波的资深合伙人及驻北京首席代表。他是前美国白宫管理及预算办公室副主任）

（中国日报网站独家稿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