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消息：英文《中国日报》6月23日报道：7月1日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九十岁的生日，国际投行银行家罗伯特·劳伦斯·卡恩接受《中国日报》专访，对中共党史，尤其是1970年代以来最重要成就发表意见。库恩参与撰写或编辑了20余本书，其中包括《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等等。

问：您与许多中共党员有过会面和接触，那么在您看来，怎样来给一个典型的党员下定义呢？

答：我在22年里来中国100多次，很有幸从各个层面、各个地区见证全国各地党员的风貌。我虽然不喜欢给任何人或人群做概括，但我可以肯定：中共党员在中国社会里肩负着更大的责任，总体来说能够严肃认真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他们的个人业务能力和思想道德水平因人而异。他们有着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这激发他们为社会做出贡献，但偶尔也会有过于激进的、反生产力的误区。在今日中国，很多人心怀事业雄心，有知识积累做铺垫，借力于市场经济、全球化经济，这对中国来说是件好事。有时候也会出现明显的行为偏差，特别是腐败和不道德行为，但这应归结于个人自身的问题。我有幸见过很多中共高层，他们很关心政策如何施行才能最大程度地符合群众的利益，同时还要考虑复杂的机制和社会内部的互动，因而有很多难度大的政策需要改进，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如今的中共领导坚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全面小康，不考虑这个那个意识形态的问题。

问：“中国模式”吸引了众多关注的目光，成为热议的主题。您认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实现经济巨大增长的过程中，最成功的经验是什么？

答：毫无疑问，在邓小平同志主导下1978年开始的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转型之一，它对实践的重视超过理论，这使得中共的形象和历史贡献发生了变化。尽管“改革开放”经常是四字连用，但我认为“开放”才是中国成功的金钥匙，因为它向中国人民展示了一个真实的世界，这样他们就能尽可能吸收外国实践经验、成功案例，同时保持中国特色和文化。这种开放受到了开明的中共领导人推动。而改革，常常从草根阶层开始、从“灰色地带”开始，当改革已经在社会实践中取得具体的成果，中共领导层才会承认改革的成功，并定位官方政策。

问：您认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其原因和解决方法是什么？

答：这些困难可以宏观地分为经济上的或政治上的。经济上来看，困难主要是保证GDP增长快速稳定的同时还要缩减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不平衡，如城乡差距、沿海和内陆地区的差距。而生产力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中国如果不从智力投入、资本投入方面全面提高所有地区的生产水平和消费水平，不从工业产出、消费、知识性创造等方面入手，那么中国将会寅吃卯粮、拿明天赌今天。中国领导人面临的一大困难是：既要提高欠发达行业、地区群众的生活水平，又怕限制或阻碍生产力。而这里解决问题的核心，是创新，而核心推动力是科学技术。中共高层领导人中绝大多数人都充分重视科学、了解科学，这是中国经济持续保持奇迹的制胜因素之一——这一点常常被人所忽视。我认为政策制定应当加大比例向贫困儿童倾斜，包括电教设施、现代医疗、媒体娱乐等方面。

在政治上来看，我认为，至少在目前看来，中国应当保持一党执政，当然前提是中共坚持过去三十年里的政策，坚持以民生为先，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你们也知道，我这么说会在西方遭到批评。但我还要说的是：中国共产党由于对权力垄断，也在推行改革、推动社会民主繁荣方面承担着更大的负担。行政透明度、媒介自由日益放开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任务。

我还认为，日益活跃的非政府组织，不仅能推动社会的多元治理，也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巩固领导地位。中共应当为中国的成就而骄傲，应当有信心鼓励出现新的组织，目标是尽可能造福于民。

问：中国共产党如何进一步改善与群众互动的效果？中共在坚持目前的政治体制的前提下，应如何提高群众参与国家治理的参与感？

我认为中共历史上最重要的进步，在于推行“党内民主”。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中共领导人、尤其是未来的领导人在愈发重视党内政治改革。中共作为执政党，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应当深化制度、规定、程序的建设，有标准可循、妥善实现公开，经得起公众的检验。

中共领导人很有才华，领导人受教育层次很高，经验丰富，这给我印象很深刻。中共领导人总体上基本是世界上最能干的领导人。中共只有保持领导集体如此高的水准，避免个人意志、独断决策，才能延续执政的辉煌。

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都应当得到欣赏包容。不是所有人都对政治或历史感兴趣。一个鼓励多元表达的社会是一个自信的社会。在纪念中共在中国复兴中取得的成就时，要注重故事覆盖面的完整性，即便是不那么光辉、甚至带有错误的部分也可纳入。只有真实才能产生信任。中共不仅应当对中国的成就自信，也应当有信心公开讨论历史上的问题，如20世纪50年代的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应当允许公开讨论，不扣帽子、不上纲上线。中共若有这种自信，民众对其必抱有信心。

在中共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提高执政透明度、法治进程的同时，世界也应当关注中国人民大幅提升的个人、社会自由度。但这些仍需继续深化。

问：中共在有效提升人们道德价值观方面应如何表现？

答：对于中共，经济发展只是第二大最重要的成就，第一大、最重要的成就是促进中国人民眼界的开放，促进个人和社会全方位自由的改善。

在任何社会里，“价值观”都是很硬性的话题，而在互联网年代、移动时代，人们很容易就把“价值观”往个人的狭隘兴趣、利益上靠拢，不惜牺牲社会内部价值观的统一。这未必是件坏事。社会应当允许人们建立自己的价值观和理想。一个生动丰富的社会并不只有单一的声音。当然，所有的一切必须遵循共同的行为准则，要让社会坚持服务于所有人的利益。

中国古代文明留下了源远流长的价值观和伦理观。宗教无论表达形式如何，能满足一部分人的需要。而其他人追求属于自己的职业、专长，比如科学、教育或医疗，同时为社会进步做出贡献。这些都有利于社会进步。中国不能强行要求每个人都遵循相同的价值观或思维方式。“文化大革命”到头来就是武断强加价值观的反面典型。

我赞赏中共在所有领域做出提高质量和标准的承诺，包括食品药品的规范，学术科研风气与学术不端的查处，还有体育运动中的城市。中共必须带领中国在所有社会产品方面走到世界级水平，不能仅仅追求经济增长、经济利润。中国的未来决定于此。

问：中国在世界中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中共如何能够帮助中国提升形象？

答：中国在很短的时间里实现国力迅速增长——有政治、国防、国际事务，以及宏观经济、商业和金融。因此，中国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承担更多的责任，这个责任的分量或许很快就将超过中国领导人所感觉舒服的程度。

中国必须认识到：世界的和平稳定需要所有国家实行和平政策，国与国之间实现和平相处，国内人民和睦团结。中国在与其他国家打交道时，必须着眼未来，而非过去。中国在国际声望方面已有长足的进步。

中国提升形象的最好办法是让中国人民参与进来、体现出高水平来，包括经济、商业、金融、科技、新知识创造、媒体、娱乐、运动等方面。中国科学家在高端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更多的论文，中国钢琴家、小提琴家与一流交响乐团合作，中国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等等都给中国形象大大加了分。这些故事正是新中国的最真实反映。

问：中国因为人权政策受到了批评。您在西方媒体上发表了对中国人权的评论，甚至参加了这一敏感话题的辩论。您的看法是什么？

答：人类社会是复杂的，很多时候需要权衡。所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利益不可能同时都得以最大化。而要实现各方优化的关键在于优秀的治理能力。在中国，良好的治理能力是党和人民的“社会契约”的驱动力。但好的治理能力总是阶段性的，而社会契约必须不断地“续约”才可以。

中国领导人对于社会契约的看法如下：中国13亿人民的经济人权、社会人权比相对小部分人的政治人权要更为重要。中国为了经济持续发展，个人自由、社会自由不断进步，就必须保证政治稳定。没有稳定就没有进步；经过20世纪几次动荡，“不稳定”成了举国恐惧的对象。政治稳定要求一党执政，这又要求对某些政治权利、媒体自由进行限制，比如集会、政治辩论。但在如今，中国人民已享有五千年以来最多的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

无论我们在西方怎么说，无论中国存在的种种问题，中国大部分人是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党执政体制的。这是得到西方独立调查肯定的。不过，政治改革是必要的——推进透明性，改善执政能力，群众监督政府——这样以来社会民主、政治民主以及经济繁荣都会持续进步。

但以上的说法不是要给中国共产党亮“通行牌”。为了维持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某些人权仍然受到严格限制，如我前面所说，中共为此则必须承担更多的义务以造福民众。中国必须改善民生，提振民气——这不仅要提高群众生活水平，还要保障人的尊严、人格完整。五十年以前，中共提的是偏左的意识形态和所谓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现在中共领导人公开表示，党 的执政合法性完全由其执政表现来定。一位中共领导人告诉我，“只要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而非为自己服务，中国共产党仍会保持执政党地位。”

问：中国共产党能否打赢反腐战役？

腐败是人类社会固有的顽疾，没有哪种政治体制能够对其免疫。经济体制发生变化，国有资产出现私有化，财产增速反常——这种强大的冲击力很容易俘虏道德底线薄弱的官员。贪欲、艳羡、对权力到期的焦虑感，这些组成强力“精神炮弹”使得某些官员被本能俘虏，沦为阶下囚。

腐败在中国普遍存在，威胁到普通民众。它将公共财富非法转变为个人囊中物，它遍及商贸环节和政府部门，并且势头很猛，长期打而不绝，禁而不止。腐败拖累经济，是社会的毒瘤。它扭曲经济决策，拖累经济效率，威胁政治稳定，对国家政权合法化根基的侵蚀不容小觑。腐败一般会引发公众的愤怒。

有些人说，中国的腐败是“文化大革命”长期冲击的结果，中国传统文化遭到破坏，中国社会趋于动荡——这样一来，人们对于贪婪这种道德疾病的免疫力可谓丧失殆尽。其他的人则则指责市场经济是以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为代价换取财富和个人主义。

高层领导并不掩盖问题的存在：他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严肃要求刹住风头。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副主席习近平都参与了反腐斗争。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腐败阻碍了中国成为一个伟大国家的脚步。

虽然腐败无法得以根除，但它能够透过媒体力量有效得以控制，追究问责、曝光不诚实的官员。腐败都是在阴暗的裂缝处滋生，并且有权力保护主义的荫庇。只有自由媒体没有顾虑的调查报道介入，以及独立司法的介入、依法查处，才能够根除腐败。只有媒体有动力、人力和胆量彻底揭露腐败。随着媒体对于腐败的报道数量增多，腐败的态势就会呈下降趋势。中国政府同意甚至鼓励反腐类调查性报道。这标志着中国反腐浩大战役的进步，但也需要继续推进。

报道腐败案也是一个难题。如果报的尺寸太胆小，腐败就会仍然势头旺盛、不为察觉；如果报道太激烈了，社会信心又会发生动摇，中央政府也有可能受到影响。这是一个绕不开的老大难问题。

问：为什么“一党专政”在中国可以行得通呢？

答：所有制度的治理能力都是有得有失的。一党专政的好处包括迅速部署救灾工作，比如2008年抗击金融海啸中的刺激性计划。这将保证长期性政策，比如中国西部开发战略。

一党专政的代价的危险是：社会对于领导人质量的依赖性要强得多。领导人在一党专政的体制里面很容易刚愎自用、个人权力膨胀。尽管中国一党专政在过去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作用明显，但左倾思想被替代，引发大规模政治事件，结果民不聊生。中国的一党专政，远要“启蒙得多”，它作为学习型政党鼓励党员学习各领域知识，包括科学、经济学和文学。通过强调构建学习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已成为当代执政党的范例。

严格限制自由也是有考虑的，比如媒体的某些自由和政治集会的权利。这个世上想要在维持绝对的媒体自由的同时维持一党专政是不可能的。但我相信，做一次损益分析，还是会使中国坚持一党专政的，至少在眼下是这样。

如果多政党体制引入进来，再加上中国教育、居民收入差距巨大，有相当多的资源会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严重的社会矛盾冲突会爆发。民主的早产儿为了短期的政治自由而牺牲长远的经济发展利益，结果无法给最广大群众带来实惠。只有当中国公民全体受够应有的教育、过上相当水平的生活，这时候考虑政治体制还是可行的。

有时候这些因素会导致政治民主的缺席，继而遏止而非强化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比如，腐败出现在一个政治民主、自由媒体监督的国家里，一般都会最小化处理。

对于大多数西方人来说，民主是简单的、一维的测试。如果一个国家是一人一票选举，那就是民主的；假如不是的，那就不是的。中国不是一个典型的民主国家，但中国的自由度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好，与西方同行基本类似。虽然中国不搞政治多元化，但它正在推动经济自主、社会自主和文化自主。

我认为中国最适合一党专政，是因为我强调：为保住这执政地位，它在贯彻生活标准、保护个人健康责任更重，这要求增加治理能力的民主、透明度，连夜陪政府打牌，媒体自由、法律和人权……这些都列在中共“内部民主决议”其中。

中共肩负历史使命。政治体制在一千年里留下了长长的足迹。在今日的中国，当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走向繁荣、民主的社会，今天就可以做这个话题。

问：西方有些人想知道：在阿拉伯世界发生的茉莉花革命会不会发生在中国？您怎么看？

答：虽然中国和阿拉伯很多国家都是一党专政，但在中国还是从头到脚有显著不同。这里有三点。其一，中共拿出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速度。第二，中共已开始推行政治体制改革，比如更加严格的官员退休年龄、任期限制条款。第三，在阿拉伯，超过50%的年轻人没有工作，而在中国有80%的大学生毕业之后找到了工作。所以“茉莉花革命”不太可能发生在中国。

中国有自己的严重问题，包括工人不满，贫富悬殊差距过大。中国历史性的困难在于两大转型时刻：4亿农民进城永久“上楼”；大规模产业改革，中国企业产生更大的毛利润，然后给工人发更高的工资。中国的未来不能像过去那样。（中国日报记者 胡启华 程光锦 翻译 张陨璧 编辑 潘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