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消息：英文《中国日报》11月16日报道：杨德英穿了一身亮白色的休闲装，这种颜色和样式在中国农村的田野间并不多见。
“我早就知道到头来我还是会回农村的，”这位身材苗条的32岁妇女站在她家门口说道，“但是留在城里的朋友说我会后悔的。”
在城市里打了13年工之后，杨德英于2008年回到了河南老家结婚，成为全职家庭主妇。但是，重新适应乡村生活对她来说并不容易。
正如很多在城市里闯荡过的农村妇女们一样，杨德英发现她对于婚姻、财富、以及如何做母亲的看法已经和她的邻居——湖南省武冈市南塔村的村民们大不相同。
“这很难解释，但是我想我经历的很多事情是她们（留在村里的）很难理解的，”杨德英说道。她已经是一对半岁大双胞胎的母亲。
在她讲话的空当，村子里一些其他抱小孩的妇女们在一旁嘲笑她。“她是这村子里的老姑娘，”其中一个喊道，“她都30岁了才结婚，我们都是20出头就嫁人了。”
想要重新适应农村生活的妇女们总会有鹤立鸡群之感，已退休的中国社科院妇女研究中心副主任孟宪范这样解释。
2009年底，她参与了中国第一个关于女性返乡农民工的研究。研究人员花了两年时间对来自安徽、江西、河南、重庆和宁夏的数百位妇女做了一对一的访问。
最终的报告显示，被调查者最主要的抱怨是卫生条件差（有些为了每周能洗个澡要跑到很远的地方）以及厌倦感。
由于没有充足的资金、或者良好的工作条件，很多人也为无处施展在城市获得的一技之长而感到沮丧。
返乡者们很难“找到机会充分使用其才能”，报告说。“她们渴望政府可以提供一个合适的平台。”
对于15岁就南下广东闯荡的杨德英来说，回到南塔村后最大的调整是她需要在经济上依赖丈夫。
在农村，传统上都是由男人为一家老小提供衣食，但杨德英认为“在20到40岁之间的女人们不应该问男人要钱。”
她的打工生涯从中山的一家电器公司的仓库管理员开始，这个职位每个月带给她300元的收入。当这家公家公司于1997年倒闭之后，她在深圳的一家餐馆找到了工作。这座珠三角地区最繁荣的城市被打工者认为是首选之地。
“在餐馆打工很辛苦，”这位初中未毕业就辍学的母亲回忆道，“我的工作是为厨师准备食材，但所有的东西都是用英文标识的，对我来说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份工作只持续了一周，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内，杨德英只能靠打零工来维持生计。之后，她回到中山的一个硬件工厂工作。
“那时我能每个月挣到1000元了，生活也越来越容易了，”杨德英说。在闲暇时间，她喜欢打游戏、滑冰以及与朋友们一起去唱卡拉OK。
“周末时，我们会坐车15分钟到附近的一个服装市场去逛。”她说，“我在广东的时候，我和朋友们都是分摊花销。不知不觉钱就花出去了，一点也存不下来。”
但是，像很多返乡者一样，杨德英知道，妥协是重回乡村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她的丈夫经营了一家小规模的饲料厂。
“如果不是为了照顾孩子，我绝不会在经济上依靠一个男人，”她说，一边轻拍着她的儿子。“回到家乡后，这两个孩子是我快乐的唯一来源。”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农民工数量在2008年时达到2亿。但是，孟宪范说，由于中国的户口制度将城乡居民严格区分开来，很多在外打工的妇女正陆续回到农村。
“从就业、住房、教育及社会保险等方面，农民工感觉被城市排除在外，这让他们很难在工作的地方定居下来，”她说，“对中国的农村人口来讲，流动和移居之间有很大差别。流动也许很容易，但真正移居却很难。”
由孟宪范领衔的中国社科院报告发现，妇女农民工的流动呈现出 “M”状。
“M的两个顶峰表示农村妇女向城市流动的时间点，”孟宪范解释道，第一个顶峰表示她们在17、8岁离开农村，并在20到22岁之间返乡结婚生子。
“很多人会在25岁时再次离开——这代表第二个顶峰——然后在35岁左右彻底返乡，”她说。
杨德英在南塔村的邻居、现年24岁周秋华几乎完全符合这个模型。去年她从广东省另一个制造业基地东莞返乡生孩子。
“在东莞生孩子是不现实的，”她说，“我只能有三个月的产假，而且没人能帮我照顾孩子。”
与杨德英不同的是，周秋华打算在她的小孩长到一岁时再次出去打工。“等他到三岁时我就回来陪着他。”
专家称生育是很多妇女农民工返乡的首要原因。由于社会保险覆盖的缺失以及没有家人的照顾，很多农民工在怀孕后就不得不辞职回家。
“我想政策制定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局面已经有所改观，尽管过程很缓慢，”孟宪范说。
“由于……障碍在逐渐消除，城市化也在向前推进，一个全国性的包容性的社会保险体系将会建立……由于社会保险体系（不完善）而返乡的农民工数量也将逐渐减少，”该研究的最终报告这样写道。
2009年7月，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对47,461个持农村或这城市户口的工人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六成的农民工集中在薪水低、风险高的行业工作，比如建筑、制造以及餐饮。而这一比重在城市工人中为53%。
但是，大约64%的农村户口持有者称，他们将在自己的老家“度过下半生。”
“农民工将他们一生中最好的时光贡献给了城市的发展，但却享受不到城市化的福利，” 孟宪范说，“他们是城市化的代价。”
“另外一方面，他们的返乡也可以推动农村地区文化和文明的发展，”她说。
与未曾出门打工的妇女相比，返乡的农民工通常有更强的自我意识，也更关注下一代的教育问题，孟宪范说。
杨德英很赞同这一说法，像所有的父母一样，她希望她的两个孩子能过比她更好的生活。
“我不想让他们留在村子里，”她说，“我希望他们能好好上学，我非常后悔自己没有好好念书。”
“我不想我的孩子像我一样给别人打工，”周秋华说。望着她的孩子王子，她说，“我希望他们能多念点书，然后离开农村。”
“农村的生活很无聊，”她说。(中国日报记者 王岩 翻译 李婧 编辑 潘忠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