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消息：英文《中国日报》10月27日报道：傅永昌太久没干农活了。能把他和他的农民身份联系起来的，似乎只剩下了那些遥远的对那座木制老宅的回忆。“一堵墙可以看出去，一阵风可以吹进来，猪、鸭、鸡四处乱跑，苍蝇蚊子到处都是。”这位65岁的老人淡笑着说。

自打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向村两委交出了农地，傅永昌就再没扛起过锄头。其后，他一直在自己的家乡，浙江奉化的滕头村工作，直到2006年退休。

他是该村830名原住民之一。如今，这八百余人只能非常笼统地被归为农民，我国官方认定的“弱势群体”。在持续了几十年的经济急速发展后，普通农民仍是以耕作为生，终生劳碌，入不敷出，毫无退休的概念和可能。

而滕头村的居民们很久之前就将自己的农地出让，由村集体统一经营管理。在村集体逐步壮大后，他们得以享受固定的月度津贴、自由的退休时间和相对完备的医疗和教育福利。

在产业转换升级之初，连本村两委会的基层管理者们也未能想到，他们的举动会让滕头村发展成为一个主要的生态旅游景点。

1993年，滕头村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评为“全球生态500佳”之一。它也是在上海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内唯一获建案例展馆的乡村。

滕头村一直重视对环境的保护。在改革开放初期，村两委即有意识地引入污染远少于造纸等行业的纺织业和服装业。而自1999年起，该村开始大规模宣传生态旅游，并将其作为支柱产业。那一年，滕头生态旅游区正式对外营业。三年后，全区对外来人员开售门票。

从2002年至今，门票费用从每人5元剧增至80元。仅去年一年，生态旅游区的门票收入即达2630万元。而今年，游客人数预计将达37.5万，门票收入则有望突破3000万元。

2009年，滕头村实现社会总产值达40亿元，而外地游客在生态旅游区的消费已成为主要的收入来源。但村民们说，当地的经济成就在实质上应归功于对环境的保护。

早在1993年，滕头村就创立了全国唯一的村级环保委员会，以对引进的工业项目实施环境影响评价。从那时起，已有50多个投资项目因其可能造成的污染而被否决。

强烈的集体意愿在滕头村的发展中发挥了至为关键的作用，以至于当地看似天然的诸多美景 ——亦其战略优势之所在 ——都是人造的，村环保委主任傅德明对记者说。“滕头的自然环境很差。路不平，田不平。一场太阳晒死，一场大雨淹死。”他说。

当地的年长居民们回忆说，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改土造田运动使滕头村自那时起就成为远近闻名的农村“样板”，也为其后来发展生态旅游奠定了基础。

“我们的人工是一步步造出来的。是样板村的接待要求逼出来的。”40岁的傅德明说。“一年到头都有很多人来，一个团一个团地来，你总不能只带着人家去看看你的地就完了吧？你还得给别人看点别的。”

在随后几十年中，滕头村对花卉苗木等产业的大力培育进一步改善了其环境，为之赢得了广泛的赞誉。这使得其经济总量的迅速增长成为了可能。上世纪八十年代，村集体就已建起了园林公司、畜牧场、水产养殖场等等。而到了九十年代，传统农业在滕头村逐渐消亡，只留下了规模化经营的葡萄园和苗圃。绝大多数当地劳动力开始从事包括园林业、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在内的工业和第三产业。

在1998年加入村环保委前，傅德明是滕头村一家人造金刚石企业的车间主任。四年后，厂子关了张，被一所由宁波、奉化两级教育行政部门直接领导的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所取代。

滕头村两委2009年仅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包括对空气、水质和噪音的监测）就达到了约1亿元。在此基础上，村集体做出了每年环保建设投入都要比前一年增长20%以上的承诺。

“我们村每年在给村民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福利上的投入有七八百万元……我们的长期规划是从现在起到2030年，在基础建设上再投8亿元。”福德明说。

在他看来，滕头的经验是可以复制的，因为滕头完全是从无到有地“创造了生态优势，把生态优势转化为政治优势，再把政治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1991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到滕头村视察，称赞其为“一个了不起的村庄”，并为之题名。两年后，时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伊丽莎白·多德斯韦尔在该村考察期间，也留下了相似的赞誉。其后几年，中央、省、市、县各级官员纷纷到滕头考察。这激发了当地人以收费的生态旅游来进一步推动环保工作及经济发展的构想。

据导游介绍，今天到滕头观光的游客，以浙江省内的中小学生与宁波、奉化等地的普通家庭居多。多年前各级政要的频频造访，已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当然，滕头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随着当地企业数目超过六十，其生态旅游产业也不断扩张，衍生出餐饮、住宿、商铺等分支。现时滕头的经济，实际上依靠着一万多名外来务工人员。他们的月均工资在2000元左右，大多租住在当地居民的二代公寓内，费用是每年4000元上下。

“绝大部分劳动力，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外来人员。”滕头村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吕波强说。他本人也来自奉化。

在人数扩大的同时，土地成为了限制滕头发展的首要因素。放眼全国，这也正是以集体经济模式发展的乡村所面临的普遍问题。这些村落（按美国2030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文佳筠的估计，其总数在1万左右，占全国行政村的1.7%）大多已通过对农地的集中经营和有选择的特色工业，实现了较高水平的自给自足，并在为居民统一提供福利保障的同时，完成了一定程度的农业产业化和村庄社区化。

滕头村两委希望在未来的20年里，将该村的面积从现在的2平方公里扩大到11平方公里。但是我国耕地面积逐日迫近严防死守多年的18亿亩“红线”（也是确保13亿人吃饭的底线）的事实，意味着越来越严的土地政策和各级政府越来越少的用地指标。

严峻的局势，使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对农地的大规模征用难上加难。

而傅德明认为，即便在其用地计划获批之后，滕头与邻近各村的合并在事实上也会是“非常困难”的。

“并村不大可能。（农村）选举的时候你不相信我，我不相信你。现在的农村就是这个样子；信任问题很难解决。到时候就不好办了。”

作为为数极少的成功实现大规模并村的乡村之一，最富盛名的江苏华西村在过去几年的经验和教训，或许正是傅德明们忧虑的来源。

2001年并村前，这个无锡下属的“天下第一村”面积只有0.96平方公里，人口不过1520人。而自那时起，华西村合并了周边的16个村落，形成了面积约30平方公里，人口3.5万的“大华西”。

华西“中心村”的居民们，每家都得到了村里免费分配的别墅和轿车，并持有深市华西集团公司相当数量的股份。中心村居民的财富是如此之惊人，以至于其380户家庭中的200户（或中心村人口的52.6%）每户出资了1000万元，正在建造其未来住宅 ——世界第15高楼，一座将于明年投入使用的74层建筑。

而“大华西”周边村的居民们则远没有那么幸运。他们在并村后失去了耕地，又不得不与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竞争在村内企业工作的机会。而那些过于年迈而无法从事劳动的周边村民，更是只能空守故宅，期盼有一天能够开始领取他们梦想中“华西村人”应得的福利。

到目前为止，由村内配发的大米和面粉是大华西周边村民们仅有的固定福利。

“（从并村到现在）这也没有几年。”华西村党委副书记赵志荣强调说，必须维护公平原则。“中心村的村民们都辛苦了几十年，才过上了今天的生活。这些事情是需要时间的。”

而在滕头，傅德明也认为，必须优先保护其首要选民的核心利益；否则，在缺乏“谨慎考量”的基础上扩大福利的发放范围，可能导致“相当严重的后果”。

“户口限制，不可能放开。这个（原村）没人会同意的。”他说。

各地农村追求的现代化模式差异极大，但模式的最初探索者多为基层农民。而浙北古城湖州却是一个例外。2006年，湖州市委市政府宣布了一项致力于在全市范围内建设省级社会主义新农村实验示范区的宏伟计划。

时至今日，全市百万农村居民中已有约40%住上了新型的集中社区。农户相对集中、联排居住，为规模化农业及产业发展节约了土地。2009年，湖州农民的人均纯收入达11745元，是同期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近两倍。

一份由湖州市新闻办公室提供的材料称，该市仅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农民仍在从事农业生产；农民收入的88%均来自于非农产业。全市拟撤并近6000个自然村，以形成281个中心村和18个中心镇。

“我们政府每年在新农村建设上的财政拨款是25亿元到30亿元，这会带动70亿元到80亿元的社会投资。也就是说，全市范围内，我们每年的投入能达到108个亿。”湖州人民政府农业和农村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柳国强表示。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们有能力和条件以更大的区域来做试点。其他地区或地域内发展不平衡，或各项事业发展不平衡，发展较难。”他解释道。

湖州自古富庶，宋朝（960-1279年）时即为天下粮仓， “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当地人耳熟能详。

“这里经济基础好，自然资源丰富，一直无大灾大难。农民素质高，生产技术好，文化底蕴深，各产业的发展都比较快，各项事业和各个县区的发展也很均衡。”柳国强说。

在全国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同时，湖州的城乡收入差距却在逐年变小。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去年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的3.33倍。而在湖州，同期的这一数字是1.98倍。

然而，在湖州和其他高速发展的农村中，区域的便利优势显得格外突出。湖州、滕头和华西均位于长三角地区，距上海车程在四小时内。

“内陆地区的农村就完全不一样了。”湖州市吴兴区新闻办公室主任宋振强说。

尽管相关方面的脱贫努力已持续多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显示，截止去年，我国仍有农村贫困人口（年收入不足175美元）3597万，其中多数来自内陆省份。

英文原文请见：http://www.chinadaily.com.cn/cndy/2010-10/27/content_11461972.htm。特别说明：因中英文写作风格不同，中文稿件与英文原文不完全对应。（中国日报记者   胡亦南   编辑   裴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