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消息：英文《中国日报》7月21日书评文章：我有时想中国人究竟怎么了？他们攻击起国人不文明的行为滔滔不绝，最后总要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人的素质低或者中国人的国民性需要改造。可是轮到自己头上，只要为了自己的利益，什么事都能干。

在这个问题上，我倒愿意再聊聊楚渔先生最近出版的书 《中国人的思维批判》。楚渔先生在其书中指出，国人在说的和做的之间总是有相当的距离。他认为这是因为国人的思维方式出了问题。

中国很多思想家曾经将中国的落后归结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归结于落后的制度、体制。但楚渔先生认为，我们要赶上发达国家，就必须对传统思维方式进行反思，并对其进行改造。

我们的传统文化的确有很多弊端，比如，过于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人如何处理和上级、下属以及其他各类人的关系，而忽略了对人创造性和哲学思维的开发。

可经历了上个世纪20年代的五四运动，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已经不复存在，今天虽然又出现了学习所谓国学的热潮，但绝对不可能再把传统文化推到其过去的地位。

其实，国人在过去的世纪一直在执著地向西方学习，特别是1978年以后，中国从来没有如此的开放。但我们却仍然不能像西方人那样具有创新的意识和能力。

在科学技术方面，我们一直在追随着西方的步伐。但我们几乎在所有的方面都是在模仿而已，丝毫没有创新。而在现代公民行为方面，我们中国人总是在诸多方面表现得不够文明。

有一点，我同意楚渔先生的观点，反省从而改变我们看待世界和自己的方式，而且从每一个人做起，应该是我们民族进步的有效方式。

楚渔先生举了个例子，中国人很多人都承认我们的国民素质有待提高，但当你指向具体的一个人，说他或者她素质低，几乎没有会接受这样的指责。

楚渔先生认为这就是问题所在。

中国人是一个在价值观上很实用的民族，看待问题的出发点总是围绕是否有利可图。所以，笼统地谈一个民族的弱点或者劣根性，对于个人而言不会有任何损失。但要一个个体正视这些问题，并改造自身，无疑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

林语堂先生曾经说过，中国人喜欢道德说教，喜欢笼统的概念诸如友善、仁慈、得体、忠义等等。这其实是一种懒惰的思维方式，因为它可以省却认真研究一门学科或者一个问题的繁琐过程。这样的习惯也使我们在看待自己和别人时有了双重标准。这大概也是为什么我们缺少大科学家和思想家的原由之一。

在这一点上，我同意楚渔先生的看法：国民性的改造依然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任务。但这个国民性的改造并不是笼统意义上的，而是需要诉诸每一个人传统思维方式的改造。

早在上个世纪20到30年代，晏阳初、梁漱溟等一批知识分子就致力于贫民或者乡村教育，以期通过让社会最下层的老百姓通过获取知识，而改造他们的传统思维方式。

今天，这个任务仍然没有完成。而且用任重而道远来形容我们需要做的，丝毫也不为过。 楚渔先生在他的书中也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这意味着我们的教育仍需要不断的改革，我们的教育首先要把学生教育成合格的公民，然后再把他们教育成具有开创性思维和有创造力的人才。

试想，如果大多数国民能够自觉地看待自身的问题，能够自觉地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国民的素质自然可以得到提升，国家的各项政策的执行自不待言。

当然，清谈容易，做起来要难得多。也许，让国民意识到自身的问题，应该是完成这个任务的第一步。这也应该是楚渔先生这本书的意义所在。

英文原文请见： http://www.chinadaily.com.cn/opinion/2010-07/21/content_11028298.htm。特别说明：因中英文写作风格不同，中文稿件与英文原文不完全对应。(中国日报社评论员   朱渊    编辑   裴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