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消息：英文《中国日报》7月1日报道：在最新一任的英国内阁政府那里，我们不可能听到“全球化”的声音。即使希腊等国家遭受到了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危机等不利处境，但是没有国家和英国一样把全球化视为一种“精神震动”。对于英国而言，从20世纪80年代的撒切尔夫人的保守主义时代开始，一直到1997年之后的托尼·布莱尔、戈登·布朗以及新的工党政府，全球化都是一个历史性问题的答案。

这个历史性问题即帝国的衰落。在二战晚期，前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有一次著名的讲话，他说，英国失去了一个帝国从此就迷失了角色。与新崛起的超级大国美国相比，虽然英国在军事上和经济上都失去了优势，但是它还是想成为一个“全球化的英国”，意在表明通过提高生活标准及自由价值的全球化能够给全世界带来好处。

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极力推动资本的自由流动以及减少贸易壁垒，他们开放了英国的国内市场、取消了国外投资的限制并且允许外国公司收购英国的企业。吸引全世界的富翁进驻伦敦，计划让其取代纽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同样地，英国希斯罗机场想要成为全球交通枢纽，而英国广播公司（BBC）则要成为世界新闻中心。

英国已经不再是世界的统治者，但是它成为了推动整体人类利益的全球化运动的模范。它没有被全球化的负面因素所影响，例如国内市场的破坏、跨地区、跨国界的移民、贫富差距的扩大等。对应的是，英国成为联合国救援计划及全球环保、健康安全主题的坚定支持者。

金融危机改变了这一切。戈登·布朗被誉为是新全球经济体的构建者之一，他在2009年4月召开的伦敦峰会中也被视为是危机中的救世主。但是这也未能挽救他的政治命运以及工党在2010年5月的大选。取而代之的是保守党的新首相大卫·卡梅伦，他承认英国政府的预算赤字已经达到其GDP的12.8%，这是世界主要经济实体之中最大的赤字。

问题出在哪里？从英国的例子中，中国能够学到什么东西？要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指出，英国没有区分出两种全球化的差别，第一种“全球化”是一个过程，各国都在这个过程之中制定政策从而开放边界，第二种“全球化”是全球性的主题，比如气候变化和和核安全等，这是每个国家都需要承担责任的对象。前者意味着功利选择，而后者则是道德压力。

沉醉于新的全球化的角色，英国失去了分寸感而倍感混乱。它也将感受到帝国衰落的创伤仍然需要弥合。从英国所经历的全球化之路中，其他的后帝国国家能够吸取什么教训呢？

也许首要的教训是，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国家的任务或使命，全球化也不可能等同于国家利益。这几乎适用于所有的强国，甚至包括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它也没有正确理解“全球化”和“美国化”之间的关系。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在19世纪就称美国为“国中之国”（globe of globes）。

幸运的是，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可以避免全球化的国家主义倾向。作为历史大国，中国从未企图统治世界。中国所传承的“中庸哲学”避免极端的立场，从而能够以客观的角度来对待全球化：和其他历史趋势一样，全球化是一次社会变迁的过程，在此其中公民享有好处而同样增进人类的福祉。在未来，中国将会面临如何界定自身在全球化中的立场之挑战，而世界也在不断地期待中国的回应。

英文原文请见： http://www.chinadaily.com.cn/cndy/2010-07/01/content_10043352.htm。特别说明：因中英文写作风格不同，中文稿件与英文原文不完全对应。（作者马丁·阿尔布劳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高级访问学者及威尔士大学荣誉教授   编译  胡飞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