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消息：英文《中国日报》6月29日报道：进入新世纪，中国在翻译出版外国文学及人文社科类作品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和进展。出版方、译者和读者都正以更为开放的心态来审视和面对曾经讳莫如深的感情描写以及避之不及的“敏感”内容。

译林出版社总编辑刘锋回忆说20年前作为编辑的他被告知该如何去把握翻译作品中的性描写尺度：“亲密的动作到接吻之前，所涉及身体的部位到胸部以上。”

对那时的读者而言，《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以及《洛丽塔》或许都是难以企及的作品。而这两部在西方亦颇有争议的文学经典，分别在2004年及2006年以全译本的形态出现在了中国读者的面前。

“译著的出版是跟着社会发展的潮流走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仝保民，一位有34年外国文学出版经验的编辑说，“改革开放之后意识形态的逐渐开放使现在出版译著的限度比以前宽多了。现在除了损害国家、政府利益的不能翻译之外，没有什么限制。”

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介绍到中国的外国著作主要来自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改革开放后，介绍西方著作的樊篱被打破，我们“补课似地”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经典；进入90年代，译著的出版更加繁荣丰富，而最近十年在种类以及与跟进速度上有了更大地提升，上海译文出版社副社长赵武平介绍说。

另外随着出版印刷技术的进步，以及翻译人员及物资保障等条件的日益成熟，“我们还译了很多以前都不敢想象的书”，双月刊《世界文学》副主编高兴说，并且以全译本的《追忆似水年华》及《万有引力之虹》为例。

“现在读者该读到的有价值的文学作品，都能读到，”高兴还说。

据新闻出版总署网站及信息中心提供的数据，我国每年进口图书版权从2000年的7343种次到2008年的15776种次；每年出版翻译类书籍从2001年的7484种到2009年的16324种。

在翻译出版一线的专家们都认为全社会自上而下广泛的开放和包容是最基本的原因。

刘锋说《译林》杂志在1979年刊登《尼罗河上的惨案》，虽销售火爆但因被指“低俗”而引起中央关注，翌年危机才解除。而2000年翻译出版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译林已起好答辩状应对举报，好在并无波澜。“官方的开明从中可见，”他说。

仝保民也指出相比从前，不少曾经的“雷区”已然解禁，比如涉及国民党在抗战中表现的内容：“文学毕竟不是历史。”

1992年中国加入国际出版公约之后，也促进了介绍外国作品的改变和完善的发生。“中国出版人从被动地尊重原著、尊重知识产权到现在形成了自觉的意识，”刘锋说，“这也保障了译本忠实于原著。”

他还提请西方对中文译著的删节“不要太敏感。”“为了符合目标读者的阅读习惯而作的有度调整是可以理解的，据我了解，这在其他语种的英译本中也是时常发生的。”

此外，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欧阳韬认为随着资讯的流通和丰富，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国门，“窗户打开了，”以前很多在介绍外国著作上的盲点都得以覆盖，更多优秀的著作进入人们的视野。

而赵武平指出因特网使现在的读者对国外最新的信息了如指掌，他们期待着出版社对文化潮流有着更快的反应。“现在文化交流基本同步，”他说：“很多读者都能找到并且阅读外文原著，再删节有何意义呢。”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空前自由、空前多元的时代，现在的读者非常幸福，”欧阳韬说。

但同时阅读和翻译的浮躁也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市场化的运作给出版业带来巨大的活力和生机，但同时给出版社在保证质量和效益的平衡上带来不小的挑战。

仝保民希望给予翻译介绍部分有价值却在市场效益上比较模糊的著作以一定的政府支持，而高兴认为社会应该给译者更多的尊重。

“翻译是‘带着镣铐跳舞’，而翻译报酬较低，另外在学校和科研机构的学术评估系统中，翻译几乎无法得到肯定，”高兴说：“很多有能力翻译的人宁愿自己写，也不愿做翻译。”

知名西语译者伊迪丝·格罗斯曼最近在美国杂志《外交政策》5/6月号中撰文抨击英语世界拒绝翻译非英语著作而筑起一道“新的文化铁幕”。她在回复《中国日报》的采访中也指出：中国较多地出版翻译类著作“表明了中国对世界更加开放的态度”。(作者  梅佳  编辑  纪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