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消息：英文《中国日报》4月20日报道：每当地震发生，世界范围内的媒体都会摩拳擦掌，对发掘丰富的震后新闻满怀憧憬。尽管地震本身只是一种发生分布极为不均的自然现象，但有关地震的报道却是世界新闻传播市场上各方公认的“抢手货”。灾难新闻会通过移情作用带给受众地震现场的那种震惊、悲痛和强烈的逝去感。虽然地震是地壳运动的自然结果，但却往往给人类带来堪比战争的破坏和损失。战争完全是人类自己一手制造的愚蠢而荒唐的悲剧，而地震造成的创伤却不是人为原因造成的，但在巨大的损失面前，人们总是习惯于在地震后以挑剔的眼光审视后续救援工作的成效。

我清楚地记得1995年在日本神户地震灾区看到无家可归的市民聚在篝火旁取暖，排队领取饮用水和方便面。人们对日本政府的救援工作颇为不满，指责政府嫌贫爱富，只救援富人区，对穷人区不闻不问，任由地震造成的大火蔓延。日本政府的确没能通过自己的行动达到居民对“安全家园”的期望，但灾民们的指责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意气用事。在大灾面前寻找发泄怨气的出口是人之常情。指责地球是徒劳的，灾后人们的沮丧之情开始逐渐蓄积，开始为自然灾害寻找人为因素的解释。从发泄情绪的角度来看，这种指责行为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指责其实是非理性的，毫无逻辑可言。

目前还没有确凿地证据证明某次地震是由政府引发的。但震后，政府往往首当其冲地受到质疑和指责。自从人类结成部落、社会，建立起国家，在人的头脑中便存在一种潜在的社会契约关系，政府有责任和义务认真、高效地应对自然灾害的挑战，最大限度地减轻公民损失。在古代中国，人们把自然灾害称为“天意”，并且根据统治者对大灾的反应评判其政治才能。这种逻辑依旧延续至今。中国的同一地区在两年内经历了两次大地震。灾区深处内陆，或山区，或高原，先不说当地救援的难度，就是去一趟都要十分不便。但我们看到有那么多不畏艰险的勇士此刻挺身而出，从这个国家的各个地区启程驰援灾区。与汶川地震救灾时一样，温家宝总理在震后数小时内即赶到震中。考虑到路途之艰辛，总理抵达灾区速度之快在各国领导人中恐无人能出其右。他亲身赶赴一线指挥救援代表了国家权力精英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

在这样的大灾面前，各国际组织和联合国的救援与本国救援比起来充其量只能算作补充。中国政府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调动全国的物质及人力资源，协调指挥救灾交通运输体系。这些救援的主体及基础性工作都是国际救援无法做到的。尘埃落定，评价政府表现的最合理方式是衡量救援工作的效率，以及医疗、食物、饮用水和帐篷等救援服务及物资的供给速度。当然，震后也是一个审视建筑及建材质量的好机会，尽管这无异于亡羊补牢，但对于指导和加强今后相关工作都不无裨益。

地震消息完全是主打“人情味”的。但如今的商业化媒体在报道地震时往往剑走偏锋。海地地震后，美国媒体祭出连篇累牍的封面故事、冗长的电视特别节目，脱口秀及著名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们在震后废墟上忙着抢占有利播报位置，为争夺受众眼球竭尽炒作之能事。把原本应该客观而充满人情关怀的地震报道叙事转变成一场彻头彻尾的由商业广告驱使的收视率之争，明星大腕荟萃，在镜头前故作姿态。在震后废墟的场景下，媒体明星们真的需要以他们招牌式的发型和扑粉的脸蛋搭配上旅行装出镜吗？人道主义诉求就此成为消费社会的媒介商品要素之一。或许是因为海地地震距离美国太近了，美国发达的商业媒体市场绝不会放过这样一次新闻盛宴。海地本国的媒体又如此薄弱，美国媒体充分解剖灾难前后的所有新闻线索及细节，将灾难信息包装加工成属于各个媒体机构品牌的媒介商品，穿插上卖肥皂、汽车的商业广告，并感染以自命不凡的正义色彩，推销给对灾难新闻趋之若鹜的芸芸受众。

但这次青海省玉树地震发生后，并未出现这样浮躁而功利的媒介景观。中国的人道主义救援机构，不论来自官方，还是民间，都迅速做出反应，以最快的速度赶往灾区。中国的媒体则以专业的职业精神和过硬的职业素养，及时、全面、深入地报道着来自救援一线的最新消息。外国记者也是本次地震救援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像《纽约时报》这样以人道主义叙事著称的美国精英媒体最近因为其对种族因素的忽视备受指责，此次藏民区地震时，这份报纸试图从民族因素的角度出发进行报道。但总体而言，该报提供的独立报道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中国政府和媒体震后反应迅速、及时、高效。驻华外国记者此次对玉树地震的报道摒弃了以往灾难报道哗众取宠的炒作手法和内容。在这样的语境下，那些“嗜好”灾难新闻报道的国际媒体在此次玉树地震后集体息声是其必然选择。

作者菲利普·坎宁安（Philip J Cunningham）为美国纽约州康奈尔大学访问学者。

英文原文请见： http://www.chinadaily.com.cn/cndy/2010-04/20/content_9750031.htm。特别说明：因中英文写作风格不同，中文稿件与英文原文不完全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