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消息：英文《中国日报》3月8日评论版头条：国务院总理温家宝3月5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做了举世瞩目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了中国经济未来努力的方向和有效的运营方式。从这个内容丰富、意义重大的报告中，我们能够看出我国政府正在着力探索中国经济可持续的增长方式和尽快努力解决好全球金融大海啸给中国经济留下的各种后遗症。这种紧迫感和使命感主要来自于以下三大方面给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巨大挑战：

一是市场培育和内需增长的问题。二是中国企业财富创造的能力建设问题。三是宏观经济大环境保持稳定有序和与之关联的社会和谐的经济基础的坚固问题。

首先，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反复强调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性。尤其是面对外需骤减的挑战，提出了我们如何培养内需的发展战略。我感到这些丰富的内容可以理解为是中国政府拿出了自己克服影响中国内需“三大障碍”的应对措施：

具体而言，第一大障碍就是来自于中国社会支撑消费所需要的收入增长的挑战，减少“没有钱消费”的现象。尤其是这一问题突出反映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和内地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因此，报告中提出的大力发展三农经济、农村城市化建设、城乡统筹建设和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等措施就是为了能够创造更多的收入增长的就业环境和机会。在这方面，我感到不能简单的通过大范围的工资增加来提高人们的消费能力。因为这种“输血型的方式”所支撑的消费能力如果不能够和财富创造的生产活动（造血功能）结合起来，那么，不仅消费的增长不可持续，而且会影响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今天欧洲在提高福利社会的同时，也面临了社会缺乏创造财富动力的挑战(因为简单的高收入高税收已经让人们做不到“多劳多得”的结果和看不到由此带来的推动经济增长的活力)。

另外，目前“农民工荒”现象如果能够带来激活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改善农民工的待遇、刺激用人单位寻求改善企业绩效和利润的途径以及给与农民工同等的国民待遇等效果，那么，我觉得没有什么好“慌”的，这是靠市场的力量在调节我们一些制度上、结构上、管理上和经营上的缺陷，是一件大好事。但是，如果这是一种政府主导的资源错配所带来的结果，那么一旦最终市场的力量让这种资源配置方式持续不了的话，那么，今后农民工“没有钱消费”的问题就会暴露得更加深刻。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农村城市化、城乡统筹工作实实在在带来财富增长的效果，其中“土地制度”改革将成为农村建设中一个重要的推动力；而不是花大代价去搞重复建设、形象工程，只看见政府搭建了“舞台”，却没有充满活力的“演员”自愿地去上面施展创造财富的“精彩技能”，结果当政府搭建好舞台准备“退市”的时候，农民工的过剩问题就会形成巨大社会保障的压力和动摇社会和谐的不稳定因素。简单的说，如果今天某些地方资源条件非常恶劣，不利于城市化建设和工业化发展的地方，就应该创造条件让农民工能够充分自由地流动，以确保中国经济整体的竞争力和财富创造的巨大活力，否则“逆势而行”，可能会事倍功半，浪费资源，得不偿失。

第二大障碍就是来自于影响中国消费水平的民生问题所带来的挑战，努力解决“有钱不敢消费”的后顾之忧问题。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反复提到住房市场的优化改革、医疗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消费市场诚信建设和消费者利益保护的质量监管等工作的重要性。这一努力的效果好坏，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政府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支撑这项重大工程的中央与地方税收体系的优化改革及其科学管理，否则，让社会感到“羊毛出在羊身上”（也就是政府仅仅通过财政政策中的高税收和货币政策所带来的高通胀局面来平衡他们的财政赤字而国民经济并没有出现效益上大幅度改善的结果），那么，还是会影响到大众主动消费的意愿和出于“自我保险”目的的过度金融投资的行为，结果政府的“扶持”政策会事倍功半，效果有限。

第三大障碍就是来自于中国社会贫富分化的问题对内需增长的负面影响。这是一个需要解决“有钱想消费但却无法消费”的问题。当然，通过合理的税收政策实现健康的收入再分配的效果对维持中国经济增长和保证社会和谐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从发展中国家实践的经验教训中可以看出，高税收政策常常会引起大规模的资本逃避和增加国家纳税绩效管理的成本，所以，寻求一个高收入阶层自愿安心消费的良好环境，以此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健康的收入再分配效果是十分必要的。也就是说，在高收入阶层的消费过程中，财富从他们手里和谐地转移到通过辛勤的劳动为他们提供所需要的高附加价值的产品和服务的中低收入阶层的手中。否则，高收入阶层找不到自己需要的消费产品和服务，就会出现最近国外旅游热消费旺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让世界错误的判断中国大众已经具备了高消费的条件——它不仅使得富人的财富没有与中国社会收入增长有机地联系起来，而且也会带来外国决策层不顾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施压中国政府去全面开放中国市场，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力等不合理的外交障碍，从而使得中国宏观经济呈现出更加不稳定的状况。

另外，如果高收入阶层在中国无法找到合理消费渠道的话，那么，他们只能将财富储备起来，于是，他们选择的“储备”方式就可能会带来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泡沫膨胀等不稳定局面，从而影响到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的中低收入阶层的生活质量和生活负担问题，并可能破坏保证经济稳定发展的社会和谐的基础。当然，在目前中国经济还在转型的过程中，中国企业一时无法满足富人高要求消费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倡导公平自由贸易的理念，鼓励中国企业发挥他们生产价廉物美产品的比较优势来创造财富，解决中低收入阶层购买力低下的问题。同时作为一个对世界经济发展负责任的大国，当然也欢迎外国企业可以发挥他们品牌和高附加价值产品和服务的比较优势，来提供给这方面需求较旺的中国高收入阶层。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由贸易给大家带来的是双赢的结果，而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只能使得大家面对两败俱伤的后果。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了两条腿走路的必要性。

第二个挑战是中国企业竞争能力如何提高的问题，政府工作报告多次强调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性。在当前改善民生福利条件、环境保护、资源稀缺以及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外部压力”下，中国经济还是靠低收入、高投入、高排放和出口依赖的增长模式来完成自己财富积累的发展阶段，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越来越具有挑战性。于是，如何在成本上升的情况下找到企业乃至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就是摆在中国经济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政府目前拿出的应对方案是：一靠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生产和提供更多具有差异性而市场青睐的产品和服务，比如建立中国专利的世界品牌产品。二是强化商业规范、提高服务质量来挖掘产业链中的无形资产投入所带来的高附加价值回报的财富创造机会，比如国际旅游城的建设等。三是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努力站上微笑曲线理论所指出的技术和金融服务的两个财富创造的“制高点”，减少和摆脱我们长期以来满足低附加价值的加工贸易这种被动局面。比如，报告中所指出的低碳经济建设、生物科技、生命科学乃至打造国际金融中心等新兴产业就属于这一类。这些关系到产业结构调整但又需要“好字当头”的宏伟战略，真正付诸行动产生可观的收益，我们还要克服很多来自于我们自身的“缺陷”，它包括：

1.人才的培育和建设问题。高附加价值的产品和高端服务的提供需要一大批接受良好教育和技术训练的优秀人才。否则，我们无法胜任差异化强、含金量高的生产和服务工作。那么，在当前教育普及度不够、教学质量不高的现状下，中国的劳动大军可能更擅长的还是标准化程度高、体力劳动为主的加工贸易工作。

2. 公平竞争的问题。今天温总理的报告中也谈到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健康有序发展的问题。靠关系、靠垄断来争夺资源谋求财富就不可能产生世界一流的中国企业、中国产品和中国服务。这里面也涉及到政府清廉从政、防腐打贪的问题。否则，不正常的官企利益勾结就会阻碍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

3. 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高附加价值的产品和服务特征就是差异化强，如果很快被模仿，而且产品伪劣制造没有受到严厉的惩罚，那么，市场创新的动力就会很微弱，而国家主导的创新绩效也会大打折扣。尽快今天山寨市场解决了中国相当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也满足了相当一批低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但是，长期以往这样下去，中国的“创新文化”就会被淹没，创新精神就会流于形式——这个问题实际上要比创新所需要的资金扶持、知识支撑，不知道要关键和迫切多少倍。

4.金融市场和金融人才的建设问题。自主创新、搞差异化的生产和服务，追求高附加价值的过程就是一个面临高风险挑战的过程，如果我们的金融体系还是停留在适应“标准化”的制造业所需要的信贷资金这样单一的业务水平上，是不可能解决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对金融服务高要求而又不能得到满足的拦路虎问题。而要这类只会做低风险商业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去承担高风险的创新项目的融资和财务管理，不仅会捅出漏子，而且会造成金融体系更加严重的动荡或危机问题。所以，我们要着力培养一批新型的具有实力又愿承担高风险的投资家进入到这场产业结构调整的主战场中，用他们金融创新的智慧和成果来支撑技术创新的发展。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这类高风险和高收益的金融服务活动，监管不严很可能上演一场美国人已经展示过的金融创新滥用的大闹剧。一句话，这些障碍不解除，“好字当头”的发展战略就势必会大打折扣，甚至会造成中国经济丢掉了自己过去擅长的东西而又没有找到更加具有活力和持续的发展方向，它所可能带来的社会迷茫会左右中国社会和谐的基础和经济发展的活力。

最后，也是本年度最具有挑战的问题，那就是如何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调整对外经济交流的合理方式，以保证中国经济顺利的实现新一轮的健康可持续的发展运营模式。当前各国政府主导输血型的经济复苏虽然已经出现绩效，这大大提振了人们对未来经济发展的信心，但是，希腊等国的主权债务危机让欧盟乃至国际金融市场都增添了很多不确定性，而且，虽然低碳经济已经引起了各国足够的关注和重视，但是哥本哈根会议上的利益冲突，让我们看到了低碳经济的财富创造模式还需要时间。所以，08年以来大量为了挽救经济政府向市场所投放的流动性，如果在市场价格复苏后，还是没有找到合理的去处，那么，全球下一阶段的通胀和资产泡沫的风险就会与日俱增，局部地区和某些国家因为这种资金的泛滥还会出现经济二次探底，由此也可能引起更为严重的传染效应造成世界经济可能再走回头路。

作为中国社会的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具备这种忧患意识，努力把我们眼下自己的事情做好，从而提高我们自身防范风险的能力。为此，在今天不确定的环境下，“不折腾”就会形成眼下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主基调。比如，不随便加息以免刚刚培养起来市场脆弱的造血功能出现严重的衰竭，得不偿失。另一方面，也不能对流动性过剩和资产泡沫问题袖手旁观，以免金融体系出现硬着陆的危险状况。为此，配合灵活、有针对性的货币政策（比如采取灵活的不对称加息方法，或者适时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等），监管部门更要筑起严密的防火墙（利用调节资本充足率等审慎性监管的措施和有效的外资管理办法），引导资金进入到今天依然还十分需要的实体经济部门。物业税等的税收政策的启动也会在权衡社会和谐和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下找到一个相对最优的时机和合理的实施方式，而贸然推进可能会产生事与愿违的效果。还有，如何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和世界多变与双边的经济对话和合作过程中，发出中国自己有影响力的声音，也是保证我们今天克服难关所不可或缺的外部环境。

总之，今年对中国经济来讲是最具有挑战的一年，也是非常关键的一年，我们期待中国社会上上下能够达成共识，齐心协力，共同为明年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所需要的良好的社会和经济基盘的形成，贡献出我们自己应尽的力量。

英文原文请见：http://www.chinadaily.com.cn/cndy/2010-03/09/content_9557395.htm。特别说明：因中英文写作风格不同，中文稿件与英文原文不完全对应。(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孙立坚  编辑 裴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