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消息：英文《中国日报》12月30日言论版文章：去年，我认为应对全球危机不像地区及国家改革那么容易实现。但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有失偏颇。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表明，全球和国家层面的共识比地区共识更容易实现。但随着经济复苏势头日渐强劲，全球观点又一次出现了分歧。各国纷纷挥舞大棒，指责别国。中国非但没有因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带来的显著成效得到其他国家的肯定，反而被西方国家指责固定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以此提升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如果世界经济要维持稳定复苏，必须首先建立两种机制。第一是全球金融体系，这一过程必须保证规则改变的透明，确保国际金融体系的调整可以反映出各经济体力量对比的新变化。第二点是那些可以反映有关危机的不同观点和解决方案的潜在规则应当得到充分重视。这些规则内化于东西方不同的经济思想及哲学体系中。

显然，重建全球经济体系要比改变人们的思维模式更加简单。但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目前为止，各国达成的唯一一项全球共识出现在全球货币结构领域，各方均认为全球货币结构存有缺陷，并且难以维继。当然，全球金融危机是由国家层面的问题和错误造成的。但是国家问题有其全球根源。特里芬困境表明，持有主要储备货币的中央银行不得不实施一种或许会与其国内需要相左的货币政策。作为储备货币的发行国，美国为世界金融市场提供了充足的流动性，但代价是账户赤字变得越来越大。美国作为世界消费中心，享受着来自全球的支持，因为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储户们都愿意为美国的财政赤字买单。不幸的是，美国2008年过分扩张其在金融领域的影响力，经济泡沫破裂，并试图继续通过减债和增加国内储蓄重新平衡收支。

美国经济约占全球GDP总量的四分之一。美国消费水平下挫将直接减缓全球经济增长。同时，从地区和生态环境角度来看，美国消费放缓有利于为世界恢复收支平衡赢得时间。但不幸的是，“G3挽救计划”不惜一切代价弥补私人经济领域的损失，甚至不顾造成巨额公共财政赤字。这一计划用巨大的不可持续型公共财政杠杆取代过剩的金融杠杆，非但没有改变刺激机制以延缓加剧泡沫经济的过度投机活动，反而通过中央银行零成本资助的方式奖励了那些投机者。这种解决办法复制了九十年代日本方案，并造成了几乎相同的后果，带来一系列差价交易，为潜在市场创造了大量短期资本。

就其本质而言，世界现在正经历着一种反向特里芬困境。对储备货币发行国合理的货币政策放到世界其他地方则变成了一种错误的货币政策。只要零利率政策有利于帮助那些受困于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投资者，那么我本人并不反对这种政策。但绝大多数政府零利率贷款被金融领域截留，以巨额红利的形式被金融界自我消化掉了。

因此，为了应对通货紧缩给西方造成的泡沫，我们似乎应当要求东方也出现一个泡沫才好。这样一个假设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惯于储蓄的东方人转变为消费者，并就此取代西方消费者，那么这个世界将重回快速增长之路。但这一观点忽视了一个事实，正是过度消费直接导致了不可持续的资源匮乏。怎样改造这一不尽如人意的全球金融体系更会引起广泛争议，而且不可能一蹴而就。单纯抱怨和指责美国这样单极统治国家毫不费力，但在没有合适的全球金融结构，G20国家尚存深刻分歧的条件下，重建一个全球中央银行以及配套的规则体系，并改革国际金融环境几乎是一件难以完成的任务。

我预料国际金融体系会有相对较小的变化，因为目前尚无可行计划供选择。要建立一个整体架构，需要一位出色的建筑师。但至少我们还未发现像先贤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这样的人物挺身而出，为世界指明方向。当今的智力匮乏集中出现在经济理论及经济思想领域。狭隘的经济理念支配下的单一经济体试图凭借一己之力应对复杂的、相互联系的国际金融问题，而要解决这些影响全人类的问题远非一个组织或一国政府能力所及。

过度消费的西方现在开始责备东方储蓄太多，但西方国家无视的一个事实是，正是在满足西方的消费的生产过程中，东方国家才凭借廉价劳动力逐渐积累起现有的储蓄，并且以污染当地环境，消耗当地资源为代价。如果西方国家停止消费行为，那么东方的储蓄也就无从谈起了。双方都有收获，唯一损失的是地球。不论是传统经济理论，还是国家统计数据，都难以量化环境的消亡程度。因此，我们才长期忽视生态系统退化的客观性。

因此，并不能通过鼓励东方国家消费，缓解西方的衰退来解决根本问题。国际社会应当以更加长远的眼光思考怎样才能保证在不损害环境的前提下，使人类的发展更具可持续性。我们都需要经济思维领域的深刻变革，包括采用“绿色GDP”的理念，从而更加精确地测量不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行为带来的后果。建立评价可持续发展的新标准固然重要，另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是重建我们的制度体系。金融危机在操作层面上讲是一场制度危机，因为国家层面和国际层面的制度结构非但无法应对金融体系诸多国际操作进程中产生的客观需求，而且逐渐被国际金融活动束缚住手脚，最终走向消亡。挽救那些巨型经济体已经超出了一国资源的限制。我们需要面对的事实是，网络化的金融制度已经内化于全球生态系统内，任何试图单纯剥离或改造金融制度体系的努力都是徒劳的。不仅如此，就连这些金融制度的外在表征也难以与其他系统性样态分离或被置于可控范围之内。 (作者为清华大学及马来亚大学兼职教授   沈联涛  编辑   潘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