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消息：英文《中国日报》12月11日评论版头条：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中国政府采用了政府主导的全方位救市的模式，即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再加上产业振兴等一系列政策的组合，并通过4万亿具体的投资扩张计划，终于撬动了处在“严重惜贷”状态下的中国银行体系，无视世界流动性危机最为严峻的局面，积极地向参与“铁公基”项目的国有企业和中央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贷款。这种“输血型”的救市方法确实起到了提升大众信心和保证经济增长的效果。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发现：中国政府用的是一张并非市场原理可以解释的救市手段——即政府注意到了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通过中西部的“产能扩张”去解决东部沿海地区的“产能过剩”的救市战略，用自己擅长的“行政网络”顺利的实现了提振信心所需要的8%的经济增长目标。

但是，从总书记和温总理的讲话中，我们也能看出，中国经济目前的复苏还不是很稳定的，没有回复到市场能够自身造血的健康发展的状态。也就是说，由于当初重视量的维持所采取的这种非正统的救市方式也留下了很多后遗症。如果不及时解决，那就严重影响到中国经济自身的造血功能的回复，就会导致输血过度或不足而产生的一个没有活力的经济运行模式。它带来的通胀或通缩或更为严重的滞涨压力会损害我们前期救市的效果，甚至会使我们为了不让经济二次或三次探底而付出更加艰辛的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明年是解决救市带来的“后遗症”问题的一年，是中央政府从“量变”向“质变”转化（结构调整的真髓）的一年，是奠定未来中国经济健康发展模式的关键一年。

虽然在新的一年中，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还将一如既往的贯彻，但内涵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财政政策的实施方式会发生变化，从政府第一线参与投资和公共消费的拉动经济复苏的主力军角色，慢慢地向“服务性政府”角色转变。比如，政府要为民间资本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政府要为提高“含金量”的资本流入（比如，环境优化项目的外资，新能源技术共同开发的外资，开展品牌服务和提供高端消费产品的外资等）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政府要为农村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继续提供基础设施建设的服务，还有政府要为提高中国企业的技术竞争力提供教育和研发的财力保障，要为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继续加快和提高公共投资的力度和效率等。当然，所有那些因为前期量的扩张所可能造成的重复建设、过剩产能以及形象工程的项目都会受到严格的控制。这样做的目的非常明显，就是中央政府想尽快结束牺牲效率耗费资源的“输血型”经济发展方式，从而能尽快建立市场自身“造血功能“复苏所带来的有活力和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第二，货币政策会更加注意灵活性和平衡性的要求。因为，中国政府从其他国家结构调整的经验和教训中得知，没有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再科学的结构调整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比如，就业率下降，经济增长放慢等现象，从而导致社会对改革信任度的降低，严重的话会使得政府不得不放弃本来应该重视和贯彻到底的“结构调整”！为了缓解“短痛”可能带来的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中央政府可能也会控制和放慢结构调整和制度改革的进程。这可能不得不让中国经济会处于一个因为结构调整不合理或不到位，而导致它陷于一种慢性的长期阵痛之中。所以，明年的货币政策一定会在充分保证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宽松货币政策环境的基础上，会进行一些非对称的调控手段，即对过热的行业进行“信用配给”或加大贷款利率和窗口指导，银监会也会加大相关信贷方面的监管，而对需要扶持的新兴产业则给予优惠的融资条件，以此来改变目前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变的不良局面。甚至在适当的时候，会通过口头干预和直接干预的方法，让价格泡沫过于膨胀的市场释放掉积累过多的风险，并通过这种“释放风险”的做法诱导金融资本向产业资本“再回归”。

同时也教育投资者不要一味的去“追涨杀跌”，过度看重眼前的财富效应，从而鼓励更多的市场参与者去进行长期的价值投资（这也为企业提供良好融资环境和保证金融资本服务于产业资本的重要保证）。否则，脱离企业主营业务绩效的、过高的金融资产收益率和日益低下的实物投资的收益率，一定会产生金融资产泡沫不断膨胀这样深刻的问题。总之，明年富有挑战性的就是货币政策！它既要保增长（从而保证结构调整的成本最小）又要防通胀；既要控制国内的信贷膨胀，又要抑制国外热钱的大举流入（迪拜危机后国际资本会更加追捧亚洲市场，更加看重中国市场）。这就需要中央政府具备随机应变的调控能力。而作为投资者、企业家和个人消费者则更要密切关注中央银行货币调整的时机和方向。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对投资和消费时机的把握在未来的一年中，难度可能会不断加大。因此，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才行。(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孙立坚     编辑   裴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