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中国在线消息：英文《中国日报》6月11日评论版头条：美国财长来访，中国外汇储备的“运用”问题再次成为各方热论的焦点。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出动财政，放松金融，大搞财金组合型扩张政策，美元信用下滑，美国国债价值风险上升，各国开始寻找卸载美元，调整外汇储备资产结构的新路径。

诚然，针对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外汇储备资产结构是合理的。但在此应引起注意的是，外汇储备资产结构的调整，并不等于外汇储备的“运用”，甚至滥用，不宜忽略外汇储备体现着“国家信用”的根本属性，更不宜混淆“外汇储备”与“民间储蓄”的本质不同。因此，如何维护合理的外汇储备资产结构，就不能简单套用民间投资的一般逻辑，而必须从国际政治与外交的战略高度，维护和充实国家的“国际政治威信”和“国家信用”。

首先，外汇储备是一国对外支付能力的象征。通常，一国对外支付能力主要体现于一国总进口货款的信用保证能力，其直接表现就是外汇储备的充实程度。从传统理论上讲，发达国家的外汇储备存量至少应满足三个月的进口总额，而发展中国家则需要满足六个月的进口总额。而随着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的发展，国际炒家势力膨胀，金融交易规模扩大，国家对外支付能力又必须体现包括债权债务的总体清算能力。由此，传统的外汇储备存量底线也不断被修正，以至于各国不得不依据国内外环境、形势的变化，增加外汇储备。特别是进入21世纪，石油等国际战略资源价格波动，呈现总体上浮趋势，外汇储备的充实度上升为一国是否有能力维护战略资源安全的指标。

其次，外汇储备体现“国家信用”。东亚金融危机后，为避免重蹈金融危机覆辙，东亚各国格外注重外汇储备的蓄积，意图性地增加外汇储备，强化国家对外支付能力、债务清偿能力，以及抵御国际炒家狙击本国货币和金融体系的能力。正是这种国家能力的蓄积，为东亚各国贸易、投资稳定扩张，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国家信用”基础。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能否确保外来投资稳定流入，不仅仅在于“市场利润”和“劳动红利”，“国家信用”以及由此衍生的“国家风险”的自我控制能力，是极其重要的前提条件。其核心直接体现为外汇储备的充实度和稳定度。

最后，外汇储备体现一国的“国际政治威信”。2001年中国入世，展开包括欧美日的全球市场，投资涌入，贸易发展，外汇储备快速增加，2005年首次超过日本，占据全球第一的战略位置，由此形成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国际政治威信”。纵观21世纪的新十年，国际社会的大事小情，都无法忽视中国的存在；2008年北京给世界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奥运精彩；而2003年的非典、2008年的震灾，以及全球金融海啸，都未能撼动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的地位，以至于美国不得不放下世界头号霸主的架子，与中国搞战略合作，甚至欲结成G2体制等等，其背后无不折射着中国的“国际政治威信”。而中国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的地位，堪称这种政治威信的财富基础。

由此，对于改革开放30年，步入世界体系30年的中国而言，蓄积了接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既是空前壮举，值得骄傲，更需谨言慎行，倍加珍视。维护合理的外汇储备资产构成，确保外汇储备资产稳定，则成为确保中国对外支付能力、国家信用和国际政治威信的战略课题。

因此，中国外汇储备的资产选择，就不是简单的“资产运用”问题，更不应该是“投资”的问题。其原则应是“确保安全”、“确保稳定”和“确保国际政治威信”。由此，任何高风险投资、商品性资产采购，乃至“挥霍性对外转移”，都不符合中国当前乃至未来一段时期的根本的战略利益。而从技术层面上看，具体选择什么资产作为外汇储备资产，则宜着眼国际政治、外交大局，综合评定资产的安全性、稳定性以及国际流动性，而不是追求高风险、高利得的“收益性”。（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刘军红   编辑   张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