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华大学的科技园区内，进驻了数十家该校出资建立的校办企业。其中大多数是以该校的科研成果与外资相结合的高科技企业，比如清华紫光公司已经成长为了能够代表中国的企业。这一带也被称为是“中国的硅谷”。

根据教育部的统计，1991年时校办企业的总销售额不足20亿元人民币，但2004年这一数字已经达到970亿。这背后也有政府减免税收等支持措施的功劳。

备受其他大学注目并引以为参考的清华大学还有别的盈利模式。该校面对社会人员推出的“继续教育”也创造了年均数亿元的利润。对象包括企业经营者、公务员、技术人员等等。

大学办企业也不是只有成功的例子。

据中国高等教育协会的张晋峰副会长介绍，中国全国的大学从银行获得的贷款总额超过2500亿元人民币。据说有些公立大学已经濒临破产的边缘。张副会长指出，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校办企业经营责权不清以及粗放型的经营模式。

政府近来已经开始要求大学与校办企业之间划分明确的界限。对于巨额的债务，一些乐观的意见认为“最终还是会由国家来埋单”。但是大学需要多元的资金来源这一点还是没有变化的。

不公平结构需要改善

通过急剧扩张和引入竞争原理，中国大学发生了巨变。不过，由于“市场”未能公平运作，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矛盾。

北京市中央民族大学西门附近耸立着两座高出周边建筑一大截的高楼。这是该校去年为学校职工建造的公寓。100平米的房屋平均售价50万元，140平米的房屋售价为70万元。由于仅相当于市场价的四分之一，楼房很快售罄。

“价格超低”的原因是建造楼房使用的是大学用地，学校只支付基本建设费用。该校属于政府集中分配预算的“重点大学”，在获得外部资金方面也比较有优势。这项“殊荣”让教师获得高福利成为了可能。

“211工程”、“985工程”等国家推行的重点化政策加大了重点大学与普通大学之间的差距。这反映在了教师的补贴上面。“北京大学教授的研究室里甚至还有浴室。”发出慨叹的是市属的北京联合大学一位50多岁的男性教授。他大学时代的同学目前在中国首屈一指的名牌大学北京大学当教授，年收入达到12万元，是自己的2倍多。

差距不仅体现在教师的待遇上，还体现在教育经费这个做学问的基本条件上。

市政府对这位教授所在学院的拨款是平均每个学生7000元，与中央直属大学1．6万—1．8万元的拨款相比差距一目了然。

尽管如此，北京市的教育预算仍然高于内陆地区的大学。从各地区教育经费来看，最大差距达到了8倍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