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教没有举中国的例子，大概是不太好意思

研讨会上，国际刑警组织披露了一份调查数据，让见多识广的国安俱乐部副总经理武又文都觉得“长了见识”。有7.6%的球员在受访时自曝曾被赌球组织势力私下接触，全球范围内，犯罪集团2012年通过组织非法赌球获利约180亿美元，几乎是去年国际足联盈利总额的202倍。

刘希付介绍，中国处理足球“假赌黑”，最开始只是行业内处罚，“执法部门的介入很有限”，直到2009年打假，司法部门才开始深度介入。

作为纪律委员会主任，王小平经常会在联赛开始前，突然出现在俱乐部的基地里，向球员介绍反腐倡廉、打假反赌的最新情况，要求球员洁身自好。在他眼中，这次培训是一次形式上的创新。

不过，洋培训到了中国，难免有些水土不服。当国际足联赛事分析经理在课堂上，着重讲到博彩业下注和赔率时，台下的学生听得一头雾水。武又文拿着会议组发的纸和笔，按照老师要求，埋头计算复杂的博彩赔率，其实他“没怎么听懂”。实际上，在场将近一半儿人都答错了，“毕竟中国法律禁止，大家都不了解”。

武又文直言不讳地表示：“讲的都是国外的东西，切合国内实际的不多。”情景模拟时，他被选为俱乐部代表，回答问题：“如果你有两个球员在饭店接受贿赂的事情，明天就要被电视台曝光，你该怎么做？”

“这种事情在国外，没有经过司法程序，电视台也会给你曝光，在国内是不可能的。”他觉得，这个假设在中国根本就不成立。

就连外国专家讲课中需要反面典型时，也没有举中国的例子。刘希付推测，大概是“外国专家来中国讲课不太好意思，我们自己也不好意思说”。

在刘希付看来，实际问题要比外教模拟的情景复杂得多。比如一个队提前两轮已经取得冠军，最后两轮比赛就让年轻队员上场，该怎么界定？再或者，两个队的主教练曾经是关系非常好的队员，一个已经保赢了，一个还得赢一场才能保级，如果只凭交情有意让球，没有利益交换，该怎么界定？

“中国的人情社会、人际关系网，比欧洲很多国家要复杂。”中国政法大学体育法研究中心教授张笑世说。国外的俱乐部是盈利的，联赛是由俱乐部联合举办，而中国的联赛“由一个政府机构举办，俱乐部也往往是只有投入，没有产出”，比赛名次就成了投资人最在意的事，也使得足球假赌黑问题，“在中国发生的风险更高”。

不过，刘希付也认为，通过这次研讨，起码在提高敏感性、警示性和有效预防意识方面是有用的。武又文也觉得，如果中国足协能切合中国的案例，组织一些类似的培训，效果肯定不错。

课堂上，他还主动向外国专家提了一个问题：“如果我的球队已经打完联赛最后一场比赛，能否拿冠军取决于A队B队的一场比赛，A必须输或者平，我才能赢，我买通A是违法的，但如果我公开悬赏B，算不算操控比赛？”

国际足联的专家也被他问住了，这事儿曾在巴塞罗那发生过，国际足协没有明确规定能否这样做。不同国家，对此规定不一样，界定很模糊，也不好取证。在中国，没有禁止类似悬赏行为的规定。

武又文问完，看见一位公安部的官员，远远地朝他竖起了大拇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