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腐败案开庭审理前夕，记者在沈阳市第一看守所采访了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原主任、中国足协原专职副主席南勇。作为中国足球工作曾经的主要领导，他既经历了亲自率领中国足球冲进韩日世界杯的辉煌，也因足球联赛“假赌黑”泛滥而备受社会各界指责，最终走进高墙铁窗。南勇从原体育系统最年轻的司局级干部到最终将受到法院审判的１２年蜕变之路，为解剖乱象丛生的中国足球提供了标本。
南勇，出生于１９６２年６月，吉林延边人。于１９８０年考入沈阳体育学院。由于在校成绩优异、表现突出，１９８２年当选校学生会主席。
１９８４年，２２岁的南勇以沈阳体育学院优秀学生干部的身份，被选入国家体委人事司。先后任副处长、处长。１９９７年，３５岁的南勇调任中国足协副主席，是当时全国体育系统最年轻的司局级干部。２００５年，南勇任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中超委员会主任，２００９年任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
熟悉南勇的人士反映，业界公认他危机处理能力强。从人事司调入中国足协的时间尽管还不长，但是南勇的业务能力开始逐渐显露。２０００年５月１６日，北京国安集团董事长李士林因对中国足协５天前给国安队球员的处罚严重不满，决定退出中国足坛。多位长期负责足球报道的媒体记者还记得，当时，两天后就是北京国安队客场对阵重庆队，李士林已经让球队退票，不再前往客场比赛。南勇得知此事后，立即与国安集团的上级——中信集团总部进行沟通。经过日夜谈判，最终北京国安队没有退出足坛。四年后，中超联赛再次出现混乱，南勇配合当时的中国足协主要领导，联合多位地方体育局负责人，使７家足球俱乐部没有退出联赛，避免了职业联赛的又一次严重危机。
许多人评价南勇善于与各方协调配合，他的工作能力和敬业精神得到认可。２００１年，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３９岁的南勇率领中国足球队冲击韩日世界杯成功，登上了个人事业的巅峰。２００９年初，南勇担任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上任后，他引入倍耐力轮胎公司为中超的主赞助商，解决了多年来中超联赛主赞助商长期不定的不利局面；之后，他力推以“校园足球”为核心的青少年训练体系，全国４４个城市的校园足球联赛重新开展，这些做法都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正当２０１０年他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人们惊愕地发现，南勇“出事”了。
南勇的“出事”不是突然的，正如他在看守所接受记者采访时反思的，“来到足协这样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再加上足球项目又比较特殊，管理机制也不很健全，法制对它的监管也不够，在努力工作的同时，脑子里紧绷的那根弦慢慢就松弛下来了。”
１９９９年甲Ａ联赛倒数第三轮，沈阳海狮队客场迎战延边敖东队。为了保级，沈阳队总经理找到了在中国足协任职已满两年的南勇，希望帮助与延边队领导见面。于是，南勇给延边州足协领导打了电话。南勇告诉记者：“电话中只说沈阳队客场到延边想见个面，方便请你沟通一下，就这么一个电话。”这场比赛中沈阳海狮队３比０战胜了延边敖东队。后来沈阳队最后三轮奇迹般保级成功。为了表达谢意，事后沈阳队将２０万元酬金送给了南勇。
沈阳海狮队保级案是南勇最早走向犯罪深渊的一步，但也是关键一步。
从辉煌到身陷囹圄，南勇的沉浮蜕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足球的历程，他的蜕变折射出三点启示：
——当腐败成为一种氛围时，曾经创造辉煌的人也可能堕落。“人家给你送礼，你不收，人家会很难受，你也会得罪人”，身陷囹圄的几位足协官员都有过这样的感受。一些体育界学者分析认为，在这样一种社会大环境下，足球似乎成为一个被金钱包围的“场”，意志不坚定的掌权者不知不觉中就会被“吸”到这个“场”中来。南勇在看守所反思时表示：“我也想做一个正直的人，也想不辜负球迷的期望，不辜负组织的培养，但所处的环境确实非常复杂。当真正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还是没有把握好自己。”
——缺乏民主“一言堂”，很难保证不出问题。中国足协的一些工作人员反映，南勇工作能力强，但在工作中一手遮天，许多好的工作作风和工作程序都没有能够延续下来。比如中国足协过去每周四召开办公会，从不间断。然而从谢亚龙开始，这个好做法就取消了，南勇担任一把手后也没有恢复。重大事情不商量，悄悄就定了。一些足球界老同志说，工作中没有一个正常的民主作风，很难保证干部不出问题。
——监督形同虚设，问题未引起重视。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在中国足协前几年的人事考核会议上，南勇的一些问题就有人反映，但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中国足协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可以查查会议记录，这些都在总局人事干部考核档案里，白纸黑字，但没有引起任何部门的重视。”一位南勇的同事称，多年来，对足球运动管理中心领导干部的监督、检查，基本上形同虚设。体育界和司法界一些干部认为，足球腐败窝案的教训深刻，对体育领域存在的问题，如果纪检监察切实发挥了作用，如果能够早一点有司法介入，不可能持续时间这么久，更不可能有那么多人滑向犯罪深渊。
来源：新华网（记者 隋笑飞 任鹏飞 杨维汉） 编辑：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