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体操联合会３０日公布了对中国裁判邵斌改分一事的处理决定，引起广泛的关注。在沉默了一天之后，邵斌本人及其律师肖磊３１日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专访。他们认为国际体联作出的裁决缺乏依据，“非常可笑”；关于上诉的问题“正在考虑中”，而国际体联不负责任的决定“让人失望”。

国际体联３０日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了对邵斌改分一事的处理决定，裁定他在去年广州亚运会体操比赛中存在擅自改分的“欺骗”行为，邵斌的国际裁判等级由二级降至四级。除了失去参加世锦赛等重大国际比赛执法的资格，邵斌还须负责承担此案的听证费用７２００瑞士法郎（约合５．６万元人民币）。

“国际体联应该给出让人信服的证据。我愿意通过媒体进行公开辩论，如果大家都认为我存在失职，那么别说是把我的级别降到四级，就是撤销我的裁判资格，我也无话可说；但现在，国际体联的决定显然是缺乏依据的，他们的处理方式让人觉得可笑，”邵斌说。

国际体联的解释是，在去年１１月广州亚运会男子自由操决赛中，在选手分数公布之前，“中国的难度分裁判邵斌在既未通知负责完成分的裁判，也未通知高级裁判组的情况下，擅自改动了一个完成分，使得本该获得第二名的中国选手张成龙得以同韩国选手金洙眠并列第一”。

对此，邵斌给出了这样的解释：“按照规定，Ｄ１裁判是不可能一个人单独完成改分的。依据评分规则的规定，我履行的是Ｄ１裁判的职责和权力，已经通过技术规程允许的同步视频设备向高级裁判组提出了修正分数的建议；但我不知道当时高级裁判组是如何在履行自己的职责的。随即我发现打分系统已经解锁，等于说是可以出分了，这就能理解成我改分是经过许可的。而且，高级裁判的签字确认，更证明了其有效性。”邵斌认为，如果要追究责任，高级裁判组不能完全置身事外，“国际体联认为我越权改分，这恰恰是高级裁判组失职造成的，因为高级裁判组在比赛中要及时记录每一名裁判员的控制分，我提出的改分建议他们是可以看到的，如果不同意，他们也可以马上锁定或者取消，但没有人作出这样的提示。所以，即便要追究责任，高级裁判组也脱不了干系。”

陆斌的律师肖磊介绍说，国际体联给出的有具体依据的理由是，邵斌的行为违反了体操评分规则的第二章第五条，“但第二章第五条有好多细则，而且全是关于高级裁判组的职责介绍，在这一点上，国际体联采取了模糊处理的方式，对疑问采取回避的态度”。肖磊认为，事实上，国际体联在邵斌改分一事处理上还有诸多不规范之处，如裁判员的职责描述不清、证据采集难以让人信服等，“甚至开出了７２００瑞士法郎的听证费单子却不列明详单。而且，纪律委员会在听取男子技术委员会主席斯托伊卡的证词时，他明确表示手上没有证据；此外，当时现场的Ｅ组裁判全都没有进行调查了解情况”。

邵斌表示，在４月底参加了国际体联在洛桑总部举行的听证会后，原以为５月份就可以有结果，自己也对判决结果颇有信心，“没想到结果迟迟出不来，甚至在３个月的最长规定期限内都没有出来，而是４个月之后给出了这样一个可笑的结果，确实很纳闷”。

国际体联提出，邵斌有权在９月９日午夜之前提出上诉。对此，邵斌说：“正在考虑中，去不去一时还不能确定。第一次判决结果都不是按照事实下的结论，很让人失望。继续上诉，还是要在国际体联主观臆断的框架下进行，我作为个人，在精力、经济上无谓地进行投入意义不大，太折腾。”

肖磊解释说，国际体联的处罚与申诉法律程序主要有三个层次，“首先是听证程序，听证结果出来后，受处罚者可在２１天内上诉。国际体联内部会进行重审，虽然重审会换一批人员，但仍在国际体联内部进行；只有当内部重审依然不服时，才可以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提出上诉，然后进行第三方监督下的控辩。这个成本是很高的，费用高、耗时长，而且最终的结论是否会被国际体联采纳，也不一定”。

邵斌表示，自己受中国体操协会委派，作为裁判参与亚运会的体操裁判工作，在改分受罚一事公开之后以及国际体联３０日作出判决后，中国体操协会始终与自己有着沟通。他说：“我觉得有必要对事实的真相作一个说明，让国人了解事情的原委，我也愿意对自己的话和掌握的资料负全部的法律责任。”

肖磊认为，裁判员作为个人，在国际体联内部据理力争，仍显弱势，“争取权利的过程其实也是受伤的过程，我们只希望国际体联能最终给出一个相对公正的处理结论，而不是荒唐的决定”。

来源：新华网（记者 罗争光 李丽） 编辑：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