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并不缺乏人才，可是却没有成长出苹果公司这样的企业，问题出在哪里?在此间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许多与会人士都认为，中国并不缺乏有创新素质的人才，缺的是培育创新成果的土壤，也就是鼓励、支持、保护创新的机制。

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会员俱乐部活动“经济学家六问”分论坛上，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新制度经济学鼻祖罗纳德 科斯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德蒙德 菲尔普斯开场抛给企业家的问题就直指创新：作为中国企业家，你们认为自己在创新方面有哪些主要困难?在亚洲商界领袖们的心目中，推动亚洲自主创新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对此，宝钢董事长徐乐江的回答是，创新能力不足是目前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而影响创新能力的最大障碍则在于体制和机制问题。

海航集团董事长陈峰同样把体制与文化置于人才与财富积累之前，作为激发创新的关键要素。

“鼓励、支持、保护创新的机制”被与会人士普遍认为是获得可持续创新能力的前提保证。在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看来，我国很多民营企业家都有乔布斯那样的素质，创新能力与乔布斯大同小异，但现实情况是，我国的优秀公司大多是在国外的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并在境外上市。“只有在充分竞争、鼓励创新、权益得到保障、法制完善的环境中，具有这种能力和素质的企业才能长成‘苹果’。”冯仑说。

“鼓励、支持、保护创新的机制”该如何建立?万科企业董事会主席王石在会前的书面作答中表示，创新首先需要得到保护，产权制度和相关的司法独立至关重要，当前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还需要加强。“我认为企业家们面临的问题是，相比其他经营方式，科学技术方面的创新无利可图。问题不在于中国的企业家是否有能力创新，而是一系列制度是否让他们有动力进行创新。”

其次，创新的配套政策和环境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这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宝塔石化集团董事局主席、总裁孙珩超认为，现在科学家受外部环境影响很大，很难静下心专心致力于研究。孙珩超说，“国家在鼓励支持创新的配套政策还不完整，不全面。特别是人才的引进、使用、保护的软硬环境很有限，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在资金层面上，国家在鼓励创新上缺乏政府专业基金的支持。”

再次，创新和投资的市场关系也需要进一步理顺。博鳌亚洲文化传媒董事长昂健认为，过去30年中，全世界的高科技产业主要出自美国，最重要的原因是资本市场的发现机制。“‘硅谷模式’是从风险投资到资本市场一整套体系，是一个撮合科技创新者和科技投资者的机制，这种机制是中国乃至亚洲最需借鉴的。”昂健表示。

孙珩超也认为，当前的创新也缺乏社会金融机构的认同，遇到具体创新投入时，对预期目的要求过高，判断投入时和商品买卖一个思路，这实际上是不允许科学家失败，而科学创新是一定会有失败过程的。

另外，也有人士认为，我国创业创新文化也存在一些差异，国内创业者保守拘谨，心态不够开放，对待失败的态度以及社会对失败的宽容度还不够，这需要独立自治并且运转良好的学术机构，同时对现有教育体制和机制进行改革。　　新华网记者 韩元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