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唐山大地震突如其来。这天，廖弟友在人民公园闲逛，看见有人在公园里设摊挂横幅，人群前面，摆了一个大红色纸箱。别人告诉他，这是在为唐山受灾人民募捐，他从包里掏出200元，投进箱子里。

　　“我也想做志愿者。”“不行。你可以捐款。”说着，他从志愿者手中接过捐款发票，以及一封粉红色的《感谢信》，信封右下角有单位名称和地址。他记下地址，之后他就时不时跑到那里，“有人需要帮忙，我就捐点。”

　　此后，他就常常跑到捐款点，有时候摸点钱出来，投进捐款箱。

　　1980年，廖弟友从铁路局退休。他有了更多时间，于是经常走街串巷，寻找需要帮助的人，红纱袋、助听器、水壶，是廖老出门寻人的“标配”。在街上看到乞讨的老人投5元，残疾人和小孩投10元。

　　“火车站乞讨的人多，骗子也多”、“庙里面乞讨的人多，小部分是真的”、“成都电视台三频道的求助新闻多，四川卫视的更多”、“成都军区总医院、成都消防总医院和成都市三医院最好找需要帮助的人”……

　　多年来，廖弟友积累了丰富的捐款经验。

　　他看电视，总盯着滚动播出求助信息，“有的我还没记完，它就过了。”为了不上当受骗，他通常会找到医院去一探真伪。若是真人真事，他就现场给钱，再让对方在小本本上签个名。遇到有人磕头道谢的，他都一概拒绝。

　　成都慈善总会工作人员严巧说，老人为了能送出去100元，会坐半天公交车，花半天时间去找人。

　　省吃俭用南瓜萝卜下稀饭

　　廖弟友的5个子女，都在成都干着普通的活儿。生活平顺，时不时来看他。

　　2014年，小儿子廖凤明看到新闻报道，才知道原来父亲“一直在做慈善”，并且从未间断。廖老一辈子都没听过“慈善”二字，更不知道它的意思。在他的字典里，只有“帮忙”。

　　一辈子捐了多少钱，廖弟友没有统计过。

　　实际上，他并没有多少钱，收入只是每月退休工资：2000多元。因为捐钱，自己过得很拮据，一日三餐，只能吃稀饭，配菜是豌豆、南瓜或者萝卜。烟酒早就戒了，嘴巴没味，就嚼几个蒜头。

　　后来，老廖被媒体报道了，他捐钱的事，邻居都知道了。

　　“廖大爷，有钱哦！又去捐了哦！”一进茶馆就有人开腔了。

　　“那些话，听了心头不安逸。”他嘴角瘪了瘪，委屈得像一个受了气的孩子。廖弟友认为，自己捐的自己的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帮助别人，别人心里有个念想。他也知道自己的一两百块，对于求助者是杯水车薪，但他还是坚持送钱，有时在去的路上就迷失了方向，找不到回来的公交车。但这都阻止不了他去捐款：“我有公交卡，肯定能问得到。”

　　廖弟友说他不想接受采访，考虑了一下，最终同意配合。他拉开棉衣，掏出一部翻盖手机，笑着告诉记者，这是孙女儿买的，还存了子女儿孙们的电话。

　　“等我死了，别人说起他们的父亲和爷爷，也不会是坏话吧。”一边说着，泪花在他短而稀疏的睫毛上闪烁。

　　面对面

　　帮助别人因为“吃过苦”

　　记者问廖弟友为何长年坚持捐款帮助别人？廖弟友说因为自己“吃过苦”。

　　1923年，廖弟友出生在邻水县梁板乡廖家槽，父母都是农民。4岁时，父亲去世，他成了家中独儿，母亲靠种地盘活生计。12岁那年，身子骨还没长整齐，他被送到重庆一家肥皂厂担油桶，后又被送到织布厂做学徒。每人每月织18匹布，从早6点干到晚9点，“18匹啊，织不完就没工钱。”他瞪大眼睛，周遭的压力似乎仍缠着他。廖家没钱让他读书，像当年大多数青年男女一样，他成了大字不识的“重庆漂”。

　　空了他就跑到街上给人扇扇子，扇凉快了，客人给他一分钱。或为在饭馆里兜售零烟，为讨好饭馆老板，他满堂跑，要么给客人端漱口水，要么倒痰盂。又或摘野柿子、桃子核晒干，到药铺子换钱。对他来说，红苕玉米面馍就是最香的一顿饭，一分钱一小坨的豆腐渣，可分成两天煮南瓜皮子吃。

　　在当时，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一年中，只有过年回去一趟。

　　1950年，经介绍，他进入成都铁路局，修筑成渝铁路。养路工、搬运工、看库房、守大门，几乎所有对文化要求不高的工种，他都做过。为了留在铁路局，他在一次检修考试中，抽换枕木累到吐血。

　　廖弟友还做过采购，但他只识数不识字，怕出差错，他不干了。“我文化不行，跑路，我总得行嘛。”每逢红白事，他常替东家跑腿，招呼客人，收集礼金，送信传话。他去林子里砍下竹片，削成条，粘上各色皱纸，做成花圈，以表心意。